终章 九三年（卅一）
到底哪个是椟、哪个是珠，这是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事。
均田派所谓的珠，或者说他们所说的阶级，其实更类似于阶级的原初概念，即历史上圣西门对于阶级的初步理解。
本身大顺这边就是三歪经唱主角，加上现在大顺的经济基础距离不歪经的经济基础还差一些，故而他们嘴里所言的“阶级”，基本上还是历史上圣西门主义说的“实业家、银行家、工匠、天才、手工业者”之类的范畴，是个很笼统的东西。
均田派虽然其实现在仍旧不成熟，但就思想下，已经有了点深度。
虽然说，这种深度，是从刘玉说的那种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或者说逆练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引申出的，和刘玉的本意相差有点远，甚至有点偏到考茨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上去了。
但于此时、于现在这个西历1793年的时间点，他们的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均田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的意思便是说，的确，大顺相对于世界别处，拥有很强的手工业基础。
但是，这种手工业、或者说工业，尤其是刘玉改革之前，并不是很健康。
这种手工业的强势基础，是以“地租、征税、剥削下的农业盈余”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是畸形的。
典型的，如之前大顺的京城、法兰西的巴黎，就是这种类型。
京城的消费能力，靠的是征税、发饷、俸禄、贵族地主的地租等等。
这些工商业，是服务于三歪经理论中的“有效需求者”的——包括说法国的巴黎，工业起步也是以奢侈品制造业起来的。
但是因为大顺的体量足够大、底子足够厚，是以当刘玉改革之后，对外扩张夺取市场后，依靠之前这种不健康的手工业底子，很快在对外扩张中先发地区转型成功。
但对内地而言，许多县城、州府，其手工业、商业的对象，是【农业剩余占有者】。
而这种经济模式，上限是不足的，并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化的进程。
于是，均田派的意思，是说，工商业要发展，那就必须破而后立。
将对象，从【农业剩余的占有者】，转为【农业的生产者】。
而之前以此为依托的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必然是痛苦的，但若不完成转型，那么上限就卡死了，最后大家都得完犊子。
又因为，大顺的情况特殊，亦即人均土地不足的特殊情况，使得就算均田，那么【农业的生产者】本身，也没有太强的消费能力。
那么怎么办呢？
要么，通过某种方式，让农业的生产者，以某种方式，不得不购买工业品，甚至包括大型机械等如果小农没需求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有需求，从而打下工业基础。
要么，利用现在的现实，即大顺在海外有广袤的可耕种土地的现实，让农业的生产者垦殖迁民，从而让他们有自身吃喝之后的盈余来购买工业品。
最终，将之前畸形的、不健康的手工业、或者说工商业城市，转型为健康的、不畸形的、以农业生产者而非农业剩余占有者为目标的工商业城市。
这种思考，这种考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什么黄石公扔了本天书就一下子顿悟了的。
而是因为大顺这边的社会存在，而产生的一种思考和意识。
老马说：【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
这句话在不同的国家，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
这是道，而各国不同的情况和具体应对，是术。
在英国，是以圈地运动为体现的。
圈地运动，让英国的农村生产，从使用价值，变为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
但在大顺，由【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这个道，所衍出的术，要是照抄英国那就纯粹是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何解决大顺的农村生产，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情况？
其实，现在来说，很“简单”。
要么，屠掉两亿人口。吃不完，自然交换了。吃都不够吃，怎么可能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而进行生产？
或者说，效英国故事，把两亿人抓进“债务监狱”、“济贫院”、“债务奴”等。但问题是你都有本事把两亿人抓进债务监狱、强迫为债务奴了，有这等本事那还在地球干啥，直接建成地上天国吧。
要么，爆出来黑科技，亩产千斤粮。吃不完，自然就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了。
要么，迁民。在亩产至少几十年内无法提升的现实下——之前已经说过了，此时大顺的亩产和法国1910年的亩产差毬不多，而要继续提升若能修水利有这样的超级组织力，那么为啥不移民；而若没有这样的超级组织力，那么就得达到1913年德国哈伯的合成氨工厂在大顺全面铺开的工业化水平，这个显然也不现实——由是，得出迁民东进垦殖，是此时来看最现实的、也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实现的。
当然，这是相对来说的。虽然也很难，比之让大顺短时间内搓到人均一战爆发时德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是简单一些。
要是没有殖民地、没有扶桑南大洋的土地，想要发展大工业，按照【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的思路，那就只能是以某种方式，让农村强制性地提供大量的有交换价值的产品。
道理就这么个道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便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下。
好比说人家说的道理，是某个植物只能在25度以上的气温存活。北方扣了一堆大盆，结果你在南洋热带也扣一堆大棚，那就纯粹脑子有问题了。
当然，这不是说实学或者说科学，就没用，或者说就是椟，不是珠。
而是说，哪怕后世玩游戏，你学个技能，还得有个熟练度、还得砍木桩把熟练度刷上去。大顺现在手搓个发电机是一点问题没有、基础理论上也知道空气中有氮气理论上可以无限合成肥料，但距离应用和工业化生产，还早呢。
那么在这个期间，大顺的几亿人、尤其是几亿农村的人口，是不是人？可不可以过上百十亩地一群牛、老婆不纺织卖车包米去买布的日子？
要是大顺没打赢一战、或者刘玉没想办法在阿拉巴契亚山画线，那指定是不可能的。变不出来地，之前已经说了，按照《宅地法》的标准，大顺需要52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全地球也未必有这么多吧。
问题是大顺打赢了一战、刘玉也在北美埋了毛皮贩子和欧洲垦殖者的矛盾，并用人参贸易让法国毛皮人参贩子当了“龙虎将军”在前线抗住了新教徒农民的西进。
大东进运动，即便刨除掉显学一派的“工业主义”思维，即便只是大顺传统的农民耕作耕者有田的思路，也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
而工商业发展，或者说工业主义思维，本身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底色。
包括说，现在于今来雨轩争论的“通儒社”内激进年轻人的两派，分歧也不在于工业、工商业的未来。
分歧只在于，要不要搞的这么激进，搞均田这种极为暴力的手段。
可不可以柔和一点，继续加大子口钞关，让各州府为中心，延续原本的手工业基础，在大顺形成一种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局面？
而两边的争论，本质上，还是在争是“破而后立”；还是“萌芽继续”。
均田派认为，内部城市的工商业，基础是农业的剩余占有，以地租等方式强行扭曲出来的交换价值的粮食，所以上限极低，肯定不行。再怎么萌，也没啥前途。
否定均田派认为，均田之后，农民会选择先填饱肚子，那么岂不是交换价值的粮食会更少？这不但不会造成工商业发展，反而会促会内陆的工商业，因为内地的工商业现在就是靠着地租等农业剩余占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均田派内部的成分，其实挺复杂的。
甚至可以说，既有极端进步派、激进派；也有大顺政治光谱里的反动派、复古派。
而反均田派内部的成分，更复杂。
这和大顺本身的情况有关。
既有传统的、苏子由批王安石的“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的这套“不可伤富”的思潮。
也有更传统的，韩非子说的【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这一套“你穷是因为你懒，人家怎么就富，你怎么就穷，救济贫民岂不是叫人都懒惰”的不分析当时情况、制度、人均耕地等等问题下的刻舟求剑思维。
还有就是儒家那一套“再封建”的各地、各省、州府自行发展，靠省级关税和再封建思潮下的各省推举贤人自治的反动思路——这个反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先祖父好容易搞出来了大一统、搞出来了国内统一市场的雏形，居然想要分开，这就算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思路，也是反动透顶的。
以及就是从明末泰州学派、再到颜李这边通儒思想，一脉相承的乡建、乡贤思路。
搞乡约、搞君子治理、搞学校、以学校为乡村的政治中心来建设乡村的那一套东西。当然，泰州学派后期有明显的宗教化倾向，此时大顺这边支持乡建学校乡约这一套的并没有宗教化倾向而已。
至于说对于科举改革这件事本身，两派并无分歧。因为他们虽然叫“通儒社”，但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挑衅的名称，取得就是“杂学不为通儒”这种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牺牲的反讽。
包括说，对于科举制改革、以及整体上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两派都认可。
只不过，此时均田派的愤怒，源于均田派认为，大顺改革的最后机会失去了。
即以通过变法、改良等办法，而完成均田、或者说农业盈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和移民债券等来完成迁民的可能性，没了。
他们并不反对科举改革，反对的是这个时间点搞这个。
就像是一个人饿极了，不给个馒头，却给一碗水一样。不是说不喝水就行、或者说不用喝水，而是说时机不对。
这种愤怒和不满，说到底，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群人把中西部地区的人，也当成人而已。
否则的话，其实没什么愤怒和不满的。
既不需要救亡图存。
也不需要追英超法。
而且，本身，长江口地区的自然条件在那摆着。
老马说：【在大宗海陆贸易中心……工场手工业找到了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地以交换价值为目标】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这种纯粹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自发就可以演化为大工业。
可以说，大顺之前的手工业，确确实实是靠地租等农业剩余发展起来的。这是基础、底子。
而这个底子，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虽然有点畸形，不过生产力本身作为文明成果是发展起来了。随后的对外扩张，通过击败了西欧的商业资本，扩大了市场，继续发展下去，松苏地区做世界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肯定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于，“小康”和“大同”，这种文化浸润之下，对于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追求，这里的“大同”，就算说不包括其余人，那么中西部地区的两亿多百姓，总是要包含在内的吧？
这种传统思维和文化，肯定是潜移默化多有影响的。
历史上，哪怕到了八国联军都进京城了，很多留学生的思维，还是琢磨着“大同”的。
以至于有人写文章狂骂。
所谓【新学学生，善讲大同，学我国人之无民族思想至于极点。远者不论矣，试读最新之议论类，皆主有世界大同、并无东亚、西欧之区别】
【此种臭谈、此种贱奴、欲得而扑杀之】
当然这种纯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以“抽象的永恒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的想法。
但也足见那些先辈的传统思维，会像鬼魂一样萦绕在后人头顶，并且在变革期迷迷湖湖地如老马所言学了点外语脑子里就先想着用本国语言翻译一下，这种翻译是潜意识的很难阻挡的。
而大顺这边此时这些均田的激进派，他们大多数还是“空想社”，甚至是“主观社”，迷迷湖湖，脑子里模湖地有点意识，但“主观”上的意识距离科学的分析还差的远，甚至很多“主观”上社的，实质上的路线则可能是极为反动的。
这都很正常。
于此时，他们就是觉得，既然说天下内的那些非长江口、非沿海、非扶桑早期移民的那些人也算人、也是百姓，那么总要有个具体的路线，让那些人的日子也好过起来。
主观上这样想。
具体怎么做，他们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简单纲领，亦即所谓的此时大顺之显学。
只不过，他们终究太年轻。
讲道理，他们懂道理。
讲科学，他们也懂科学。
但，他们不懂皇帝。
既是争论到了“买椟怀珠”、何为椟、何为珠的问题，主持这一次学社讨论会的前辈，终于发话了。
说是前辈，刘玉没跑路之前，他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跟着刘玉在山东黄河河道上干了几年。
那时候也颇受刘玉喜爱，只是后来并不曾继续仕途，反倒是在这里组建了通儒学社。一些“托名之伪书”也多由此出。
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小伙子，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单从年龄上看谓之前辈名至实归。
面对两派关于均田还是不均田的争吵，这位主持的前辈并不定夺。
但当谈到买椟还珠、均田派对科举改革这件事不理解的时候，这位前辈还是发话了。
“昔日，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天下、天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方有天下。”
“若是只靠你们做成大事，你们欲做关陇集团？还是想当淮西勋贵？谁人制之？”
“科举选天下之才，方能制衡。”
“实学派只是朝廷可用之工具，而不是说朝廷只是实学派实现理想的工具。”
“二者不同，自然你眼中为珠，别人眼中为椟。”
“你刚才也说了，阶级，又谈宋时新旧党，与今日新旧党之别。”
“若阶级相同，那么如宋之新党旧党，不过是理念之争，党争而已。”
“若阶级之不同，那么如今日新旧之学……如你所言，是披着新学旧学的皮，实则骨肉为不同之阶级。”
“如此一来，真要是用你们变革天下，你们彼此相识、俱为同乡同窗同学，那么谁来制衡你们呢？”
“是以，你们以为，是披着新学旧学的皮，实则骨肉为不同之阶级，是好事。”
“可只怕官家看来，这不是好事，不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学推广天下，而改革科举仍以考试选拔，以天下之英雄，制渐不受控之新兴集团。”
“否则的话，真要是做成了，上上下下，皆是你们。你们又有理念，又有想法。若皇帝从之，则为臣；若皇帝不从你们的想法，你们岂不是要做出些大事，必要把事做成？”
“而新学推广天下，而改革科举仍以考试选拔，这就大不同。”
“其一，撕开新旧学问的皮，混杂为一，考试选才，恩出于上。”
“其二，若宰辅出诸川陕，背后必无海运殖民集团之关联。不像如今，若要用新学之才，身后必有各家新兴集团之身影。”
“其三，昔日朝廷以勋贵、科举互衡。而今勋贵财阀军官团与实学多近，平衡已破。是以必要以实学替旧经，将实学变为旧科举派，以制衡勋贵财阀。”
说完这三点最简单粗浅的东西，这前辈忍不住摇头失笑道：“昔日兴国公最常说的三个词：刻舟求剑、东施效颦、守株待兔。”
“我今日说一句话，你们的想法，定是守株待兔。”
“当年范蠡言：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自古以来，都是臣被藏于君、被烹于君。”
“所以，你们多半守株待兔，以为必是臣被藏于君、被烹于君，而不可能反过来。”
“然而，你们仔细想想，昔日之变、以及今日之事，到底谁是良弓走狗？”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如今天子，才是新兴阶级的良弓、走狗？”
“遂有昔日拥立之事，所为者，一来守护尚且脆弱的他们、二来顶着旧势力之反扑、三来整合力量压住激进政策可能会导致的小农起义。”
“此一时、彼一时。”
“彼时彼刻，新兴阶层尚无对抗旧势力之力量，故而必要李姓之皇帝，如此才能保持变革之后的诸多政策。”
“彼时彼刻，新兴阶层尚无显学之大义，不知如何面对吃掉国内市场的小农反抗，如此必要皇帝先稳住内部之局面，以免铲平王现世。”
“彼时彼刻，旧势力尚有反扑之力，而新兴阶层尚未完成对南洋、印度、扶桑、东非之消化。”
“此时此刻，又与彼时彼刻不同。古时，三十年或如一日，弹指一挥；而今，三十年之剧变，不下过去数百年。”
“期间力量之此消彼长、羽翼渐丰，素封之势已成，不可轻动。”
“若不守株待兔，便知天子，恐亦有良弓走狗之忧。”
“如今改革科举，正是脱去身上束缚、拔掉头顶悬剑之自救。”
“若能改成，便将实学与新兴阶层相剥离。兴国公言，他当日不过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先入实学经济而已。”
“若能改成，天下英雄皆以新科选拔，恩出于上，又将新兴阶层和实学剥离，以实学科举官僚制衡新兴阶层，此为其一。”
“其二，既改科举，之前生员秀才等，无以为生，进学又无望，岂不投笔从戎？天子若建新军，以读圣贤忠君书本的秀才等为军官，又将如何？”
“昔日旧学科举强，遂以新学为军官；今日新学强，遂以旧学为军官。彼此制衡，渡此十年科举改制之过渡期。”
“十年之后，新旧学之争已无影踪，新学与新兴阶级绑定事也已破解，实业资本之血腥亦多显现，天子或重有大义。”
“届时，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新兴阶级之要求，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者的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这个，只需要倒是稍微放开某省之钞关子口，而故意不管，效郑伯克段于鄢事，三年便足以见效，当地百姓必恨的压根痒痒，心生恐惧，只能求皇帝压制新兴阶层。”
“届时大谈古人之性善、仁义、道德、君子、爱，把未来之大同，建在仁爱的呓语、君之仁德之上。”
“天子为日，一君万民，限制财产，复古革命。以此为号，蛊惑被冲击之百姓生民，则或可千秋万代。”
“今日迁民，新兴阶层之利也，其势更不可制。”
“日后迁民，天子陛下之德也，民皆感恩，府兵百万，必依天子而惧兼并；恐资本而求限制。”
“是你说，你们以为这是买椟还珠？实则不然。只怕，天子看来，兴国公留下的局面，实学与新兴阶层绑定之事，哪里是宝珠，分明是鸩毒。”
“今日迎他棺椁，不过是借势吓人。天下皆以为要均田，不想从均田变为改科举，便如原本要拆屋子如今只是要开个窗，反对者看着兴国公棺椁如何敢说话？只恐反对之下，天子一怒，竟要行兴国公均田之议，那还不如老老实实接受科举改革。之前大张旗鼓，这戏可是做足了，一两年间，多以为必要均田，心中惴惴者不知凡几。”
均田派所谓的珠，或者说他们所说的阶级，其实更类似于阶级的原初概念，即历史上圣西门对于阶级的初步理解。
本身大顺这边就是三歪经唱主角，加上现在大顺的经济基础距离不歪经的经济基础还差一些，故而他们嘴里所言的“阶级”，基本上还是历史上圣西门主义说的“实业家、银行家、工匠、天才、手工业者”之类的范畴，是个很笼统的东西。
均田派虽然其实现在仍旧不成熟，但就思想下，已经有了点深度。
虽然说，这种深度，是从刘玉说的那种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或者说逆练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引申出的，和刘玉的本意相差有点远，甚至有点偏到考茨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上去了。
但于此时、于现在这个西历1793年的时间点，他们的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均田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的意思便是说，的确，大顺相对于世界别处，拥有很强的手工业基础。
但是，这种手工业、或者说工业，尤其是刘玉改革之前，并不是很健康。
这种手工业的强势基础，是以“地租、征税、剥削下的农业盈余”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是畸形的。
典型的，如之前大顺的京城、法兰西的巴黎，就是这种类型。
京城的消费能力，靠的是征税、发饷、俸禄、贵族地主的地租等等。
这些工商业，是服务于三歪经理论中的“有效需求者”的——包括说法国的巴黎，工业起步也是以奢侈品制造业起来的。
但是因为大顺的体量足够大、底子足够厚，是以当刘玉改革之后，对外扩张夺取市场后，依靠之前这种不健康的手工业底子，很快在对外扩张中先发地区转型成功。
但对内地而言，许多县城、州府，其手工业、商业的对象，是【农业剩余占有者】。
而这种经济模式，上限是不足的，并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化的进程。
于是，均田派的意思，是说，工商业要发展，那就必须破而后立。
将对象，从【农业剩余的占有者】，转为【农业的生产者】。
而之前以此为依托的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必然是痛苦的，但若不完成转型，那么上限就卡死了，最后大家都得完犊子。
又因为，大顺的情况特殊，亦即人均土地不足的特殊情况，使得就算均田，那么【农业的生产者】本身，也没有太强的消费能力。
那么怎么办呢？
要么，通过某种方式，让农业的生产者，以某种方式，不得不购买工业品，甚至包括大型机械等如果小农没需求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有需求，从而打下工业基础。
要么，利用现在的现实，即大顺在海外有广袤的可耕种土地的现实，让农业的生产者垦殖迁民，从而让他们有自身吃喝之后的盈余来购买工业品。
最终，将之前畸形的、不健康的手工业、或者说工商业城市，转型为健康的、不畸形的、以农业生产者而非农业剩余占有者为目标的工商业城市。
这种思考，这种考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什么黄石公扔了本天书就一下子顿悟了的。
而是因为大顺这边的社会存在，而产生的一种思考和意识。
老马说：【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
这句话在不同的国家，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
这是道，而各国不同的情况和具体应对，是术。
在英国，是以圈地运动为体现的。
圈地运动，让英国的农村生产，从使用价值，变为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
但在大顺，由【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这个道，所衍出的术，要是照抄英国那就纯粹是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何解决大顺的农村生产，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情况？
其实，现在来说，很“简单”。
要么，屠掉两亿人口。吃不完，自然交换了。吃都不够吃，怎么可能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而进行生产？
或者说，效英国故事，把两亿人抓进“债务监狱”、“济贫院”、“债务奴”等。但问题是你都有本事把两亿人抓进债务监狱、强迫为债务奴了，有这等本事那还在地球干啥，直接建成地上天国吧。
要么，爆出来黑科技，亩产千斤粮。吃不完，自然就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了。
要么，迁民。在亩产至少几十年内无法提升的现实下——之前已经说过了，此时大顺的亩产和法国1910年的亩产差毬不多，而要继续提升若能修水利有这样的超级组织力，那么为啥不移民；而若没有这样的超级组织力，那么就得达到1913年德国哈伯的合成氨工厂在大顺全面铺开的工业化水平，这个显然也不现实——由是，得出迁民东进垦殖，是此时来看最现实的、也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实现的。
当然，这是相对来说的。虽然也很难，比之让大顺短时间内搓到人均一战爆发时德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是简单一些。
要是没有殖民地、没有扶桑南大洋的土地，想要发展大工业，按照【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的思路，那就只能是以某种方式，让农村强制性地提供大量的有交换价值的产品。
道理就这么个道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便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下。
好比说人家说的道理，是某个植物只能在25度以上的气温存活。北方扣了一堆大盆，结果你在南洋热带也扣一堆大棚，那就纯粹脑子有问题了。
当然，这不是说实学或者说科学，就没用，或者说就是椟，不是珠。
而是说，哪怕后世玩游戏，你学个技能，还得有个熟练度、还得砍木桩把熟练度刷上去。大顺现在手搓个发电机是一点问题没有、基础理论上也知道空气中有氮气理论上可以无限合成肥料，但距离应用和工业化生产，还早呢。
那么在这个期间，大顺的几亿人、尤其是几亿农村的人口，是不是人？可不可以过上百十亩地一群牛、老婆不纺织卖车包米去买布的日子？
要是大顺没打赢一战、或者刘玉没想办法在阿拉巴契亚山画线，那指定是不可能的。变不出来地，之前已经说了，按照《宅地法》的标准，大顺需要52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全地球也未必有这么多吧。
问题是大顺打赢了一战、刘玉也在北美埋了毛皮贩子和欧洲垦殖者的矛盾，并用人参贸易让法国毛皮人参贩子当了“龙虎将军”在前线抗住了新教徒农民的西进。
大东进运动，即便刨除掉显学一派的“工业主义”思维，即便只是大顺传统的农民耕作耕者有田的思路，也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
而工商业发展，或者说工业主义思维，本身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底色。
包括说，现在于今来雨轩争论的“通儒社”内激进年轻人的两派，分歧也不在于工业、工商业的未来。
分歧只在于，要不要搞的这么激进，搞均田这种极为暴力的手段。
可不可以柔和一点，继续加大子口钞关，让各州府为中心，延续原本的手工业基础，在大顺形成一种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局面？
而两边的争论，本质上，还是在争是“破而后立”；还是“萌芽继续”。
均田派认为，内部城市的工商业，基础是农业的剩余占有，以地租等方式强行扭曲出来的交换价值的粮食，所以上限极低，肯定不行。再怎么萌，也没啥前途。
否定均田派认为，均田之后，农民会选择先填饱肚子，那么岂不是交换价值的粮食会更少？这不但不会造成工商业发展，反而会促会内陆的工商业，因为内地的工商业现在就是靠着地租等农业剩余占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均田派内部的成分，其实挺复杂的。
甚至可以说，既有极端进步派、激进派；也有大顺政治光谱里的反动派、复古派。
而反均田派内部的成分，更复杂。
这和大顺本身的情况有关。
既有传统的、苏子由批王安石的“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的这套“不可伤富”的思潮。
也有更传统的，韩非子说的【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这一套“你穷是因为你懒，人家怎么就富，你怎么就穷，救济贫民岂不是叫人都懒惰”的不分析当时情况、制度、人均耕地等等问题下的刻舟求剑思维。
还有就是儒家那一套“再封建”的各地、各省、州府自行发展，靠省级关税和再封建思潮下的各省推举贤人自治的反动思路——这个反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先祖父好容易搞出来了大一统、搞出来了国内统一市场的雏形，居然想要分开，这就算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思路，也是反动透顶的。
以及就是从明末泰州学派、再到颜李这边通儒思想，一脉相承的乡建、乡贤思路。
搞乡约、搞君子治理、搞学校、以学校为乡村的政治中心来建设乡村的那一套东西。当然，泰州学派后期有明显的宗教化倾向，此时大顺这边支持乡建学校乡约这一套的并没有宗教化倾向而已。
至于说对于科举改革这件事本身，两派并无分歧。因为他们虽然叫“通儒社”，但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挑衅的名称，取得就是“杂学不为通儒”这种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牺牲的反讽。
包括说，对于科举制改革、以及整体上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两派都认可。
只不过，此时均田派的愤怒，源于均田派认为，大顺改革的最后机会失去了。
即以通过变法、改良等办法，而完成均田、或者说农业盈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和移民债券等来完成迁民的可能性，没了。
他们并不反对科举改革，反对的是这个时间点搞这个。
就像是一个人饿极了，不给个馒头，却给一碗水一样。不是说不喝水就行、或者说不用喝水，而是说时机不对。
这种愤怒和不满，说到底，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群人把中西部地区的人，也当成人而已。
否则的话，其实没什么愤怒和不满的。
既不需要救亡图存。
也不需要追英超法。
而且，本身，长江口地区的自然条件在那摆着。
老马说：【在大宗海陆贸易中心……工场手工业找到了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地以交换价值为目标】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这种纯粹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自发就可以演化为大工业。
可以说，大顺之前的手工业，确确实实是靠地租等农业剩余发展起来的。这是基础、底子。
而这个底子，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虽然有点畸形，不过生产力本身作为文明成果是发展起来了。随后的对外扩张，通过击败了西欧的商业资本，扩大了市场，继续发展下去，松苏地区做世界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肯定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于，“小康”和“大同”，这种文化浸润之下，对于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追求，这里的“大同”，就算说不包括其余人，那么中西部地区的两亿多百姓，总是要包含在内的吧？
这种传统思维和文化，肯定是潜移默化多有影响的。
历史上，哪怕到了八国联军都进京城了，很多留学生的思维，还是琢磨着“大同”的。
以至于有人写文章狂骂。
所谓【新学学生，善讲大同，学我国人之无民族思想至于极点。远者不论矣，试读最新之议论类，皆主有世界大同、并无东亚、西欧之区别】
【此种臭谈、此种贱奴、欲得而扑杀之】
当然这种纯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以“抽象的永恒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的想法。
但也足见那些先辈的传统思维，会像鬼魂一样萦绕在后人头顶，并且在变革期迷迷湖湖地如老马所言学了点外语脑子里就先想着用本国语言翻译一下，这种翻译是潜意识的很难阻挡的。
而大顺这边此时这些均田的激进派，他们大多数还是“空想社”，甚至是“主观社”，迷迷湖湖，脑子里模湖地有点意识，但“主观”上的意识距离科学的分析还差的远，甚至很多“主观”上社的，实质上的路线则可能是极为反动的。
这都很正常。
于此时，他们就是觉得，既然说天下内的那些非长江口、非沿海、非扶桑早期移民的那些人也算人、也是百姓，那么总要有个具体的路线，让那些人的日子也好过起来。
主观上这样想。
具体怎么做，他们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简单纲领，亦即所谓的此时大顺之显学。
只不过，他们终究太年轻。
讲道理，他们懂道理。
讲科学，他们也懂科学。
但，他们不懂皇帝。
既是争论到了“买椟怀珠”、何为椟、何为珠的问题，主持这一次学社讨论会的前辈，终于发话了。
说是前辈，刘玉没跑路之前，他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跟着刘玉在山东黄河河道上干了几年。
那时候也颇受刘玉喜爱，只是后来并不曾继续仕途，反倒是在这里组建了通儒学社。一些“托名之伪书”也多由此出。
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小伙子，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单从年龄上看谓之前辈名至实归。
面对两派关于均田还是不均田的争吵，这位主持的前辈并不定夺。
但当谈到买椟还珠、均田派对科举改革这件事不理解的时候，这位前辈还是发话了。
“昔日，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天下、天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方有天下。”
“若是只靠你们做成大事，你们欲做关陇集团？还是想当淮西勋贵？谁人制之？”
“科举选天下之才，方能制衡。”
“实学派只是朝廷可用之工具，而不是说朝廷只是实学派实现理想的工具。”
“二者不同，自然你眼中为珠，别人眼中为椟。”
“你刚才也说了，阶级，又谈宋时新旧党，与今日新旧党之别。”
“若阶级相同，那么如宋之新党旧党，不过是理念之争，党争而已。”
“若阶级之不同，那么如今日新旧之学……如你所言，是披着新学旧学的皮，实则骨肉为不同之阶级。”
“如此一来，真要是用你们变革天下，你们彼此相识、俱为同乡同窗同学，那么谁来制衡你们呢？”
“是以，你们以为，是披着新学旧学的皮，实则骨肉为不同之阶级，是好事。”
“可只怕官家看来，这不是好事，不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学推广天下，而改革科举仍以考试选拔，以天下之英雄，制渐不受控之新兴集团。”
“否则的话，真要是做成了，上上下下，皆是你们。你们又有理念，又有想法。若皇帝从之，则为臣；若皇帝不从你们的想法，你们岂不是要做出些大事，必要把事做成？”
“而新学推广天下，而改革科举仍以考试选拔，这就大不同。”
“其一，撕开新旧学问的皮，混杂为一，考试选才，恩出于上。”
“其二，若宰辅出诸川陕，背后必无海运殖民集团之关联。不像如今，若要用新学之才，身后必有各家新兴集团之身影。”
“其三，昔日朝廷以勋贵、科举互衡。而今勋贵财阀军官团与实学多近，平衡已破。是以必要以实学替旧经，将实学变为旧科举派，以制衡勋贵财阀。”
说完这三点最简单粗浅的东西，这前辈忍不住摇头失笑道：“昔日兴国公最常说的三个词：刻舟求剑、东施效颦、守株待兔。”
“我今日说一句话，你们的想法，定是守株待兔。”
“当年范蠡言：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自古以来，都是臣被藏于君、被烹于君。”
“所以，你们多半守株待兔，以为必是臣被藏于君、被烹于君，而不可能反过来。”
“然而，你们仔细想想，昔日之变、以及今日之事，到底谁是良弓走狗？”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如今天子，才是新兴阶级的良弓、走狗？”
“遂有昔日拥立之事，所为者，一来守护尚且脆弱的他们、二来顶着旧势力之反扑、三来整合力量压住激进政策可能会导致的小农起义。”
“此一时、彼一时。”
“彼时彼刻，新兴阶层尚无对抗旧势力之力量，故而必要李姓之皇帝，如此才能保持变革之后的诸多政策。”
“彼时彼刻，新兴阶层尚无显学之大义，不知如何面对吃掉国内市场的小农反抗，如此必要皇帝先稳住内部之局面，以免铲平王现世。”
“彼时彼刻，旧势力尚有反扑之力，而新兴阶层尚未完成对南洋、印度、扶桑、东非之消化。”
“此时此刻，又与彼时彼刻不同。古时，三十年或如一日，弹指一挥；而今，三十年之剧变，不下过去数百年。”
“期间力量之此消彼长、羽翼渐丰，素封之势已成，不可轻动。”
“若不守株待兔，便知天子，恐亦有良弓走狗之忧。”
“如今改革科举，正是脱去身上束缚、拔掉头顶悬剑之自救。”
“若能改成，便将实学与新兴阶层相剥离。兴国公言，他当日不过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先入实学经济而已。”
“若能改成，天下英雄皆以新科选拔，恩出于上，又将新兴阶层和实学剥离，以实学科举官僚制衡新兴阶层，此为其一。”
“其二，既改科举，之前生员秀才等，无以为生，进学又无望，岂不投笔从戎？天子若建新军，以读圣贤忠君书本的秀才等为军官，又将如何？”
“昔日旧学科举强，遂以新学为军官；今日新学强，遂以旧学为军官。彼此制衡，渡此十年科举改制之过渡期。”
“十年之后，新旧学之争已无影踪，新学与新兴阶级绑定事也已破解，实业资本之血腥亦多显现，天子或重有大义。”
“届时，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新兴阶级之要求，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者的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这个，只需要倒是稍微放开某省之钞关子口，而故意不管，效郑伯克段于鄢事，三年便足以见效，当地百姓必恨的压根痒痒，心生恐惧，只能求皇帝压制新兴阶层。”
“届时大谈古人之性善、仁义、道德、君子、爱，把未来之大同，建在仁爱的呓语、君之仁德之上。”
“天子为日，一君万民，限制财产，复古革命。以此为号，蛊惑被冲击之百姓生民，则或可千秋万代。”
“今日迁民，新兴阶层之利也，其势更不可制。”
“日后迁民，天子陛下之德也，民皆感恩，府兵百万，必依天子而惧兼并；恐资本而求限制。”
“是你说，你们以为这是买椟还珠？实则不然。只怕，天子看来，兴国公留下的局面，实学与新兴阶层绑定之事，哪里是宝珠，分明是鸩毒。”
“今日迎他棺椁，不过是借势吓人。天下皆以为要均田，不想从均田变为改科举，便如原本要拆屋子如今只是要开个窗，反对者看着兴国公棺椁如何敢说话？只恐反对之下，天子一怒，竟要行兴国公均田之议，那还不如老老实实接受科举改革。之前大张旗鼓，这戏可是做足了，一两年间，多以为必要均田，心中惴惴者不知凡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