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在梁必达和陈墨涵等人四处逃窜之际，张普景却在D市远郊的一家军队医院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的手不能动了，左臂瘫痪，右手腕严重骨折。
张普景没有死，但是已经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除了他自己和江古碑等极少数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在某某某陆军医院里还有这么一个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的第一副政治委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张普景的夫人汪成华和女儿张原则，四处打听，杳无音信。
那一次从批斗现场下来之后，张普景就被“坚壁清野”了，藏匿在这所团级医院的一个角落里。最初，他有九平方米的空间自由和二十个小时的时间自由，还有四个小时的不自由——江古碑几乎每天都要亲自来或者派人来审问他。
江古碑想要他手里的东西。
早在凹凸山时期，张普景就不屈不挠地研究杨庭辉、王兰田、姜家湖、梁必达、窦玉泉、江古碑等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川陕肃反的时候他积极，苏区整党整风的时候他积极，“纯洁运动”的时候他积极，“三反五反”的时候他积极，反军事教条主义他积极，“反右”的时候他积极。一言以蔽之，只要是上面有号召，他都积极，忠贞不渝。那时候，他就是窦玉泉说的那种开快车的人。可是，如今，他却不肯把他的研究成果拿出来。十几个运动此起彼伏，所有的人似乎都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也似乎应该有了问题，但所有的问题都似是而非云遮雾罩。就差那一毫米，他再也无法前进了。他没有证据。只要拿不出他们的错误和罪行证据，他们就依然是同志——这就是张普景的作风。
可是，在今天，在轰轰烈烈的“*****”中，张普景却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有人居然有了他的证据。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不是那么好当的，也发现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对他压根儿就不屑一顾。于是他不禁怀疑起来了，难道张普景同志做错了吗？难道张普景同志真的是反革命？张普景同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反革命的呢？
答案很快就有了。
在最初的审讯中，江古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张普景你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历史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肃反的时候，你执行某某某错误路线，在部队大搞逼供讯，致使不少红军干部屈打成招含冤被杀。此反革命罪行之一。抗战初期，你议论过某某某用不正当的手段削弱了某某某的指挥权，说某某某有某某某问题证据不足。此反革命罪行之二。整党整风的时候，你不向党内错误思想开火，却把矛头指向某某某首长，而该首长现在是某某某级领导。此反革命罪行之三。在凹凸山根据地，尤其是李文彬被俘之后，你在每个团以上干部的身边几乎都安排了特殊的“保护”人员，监视自己的同志。此反革命罪行之四。全国解放后，伙同陈墨涵、梁必达等人，就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此反革命罪行之五。一九五九年，说某某某忧国忧民，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对待，替某某某和杨庭辉鸣冤叫屈。此反革命罪行之六。某某某某年，说全国学习某某某没有必要造那么大的声势，部队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打仗上，简直是明目张胆地同党对着干。此反革命罪行之七……还有反革命罪行之八之九之十，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张普景在那一瞬间犹如霹雳击顶。再看江古碑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失去了军籍而又重新穿起了军装的革命者原来他并不认识，只有这个叫江古碑的人才是毋庸置疑的革命者，而他张普景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向党进攻、向同志下手的人民的敌人。他无法辩解和抗争。江古碑所列的罪行或者说事实，那些言论或行为在他身上确实存在，可是……可是，那正是因为捍卫革命的纯洁性，正是响应党的号召，正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啊。可是……如今想起来，那些言行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一夜之间，张普景成了历史和现实的双料反革命。
“张普景，你不要再伪装下去了，你是个彻头彻尾表里如一的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你的表演已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反戈一击，交出你掌握的王兰田、梁必达、姜家湖在凹凸山同刘汉英和汉奸暗中交易的材料，就可以将功补罪，可以恢复自由，可以改善你的医疗条件，至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是的，他是曾经调查过王兰田、梁必达等人与刘汉英暗送秋波以及同汉奸交易的材料，但因为终究没有搞到真凭实据而不了了之。江古碑要这些材料干什么呢？打倒王兰田、梁必达他没有意见，只要证据确凿。可是，他不能把他个人的猜测和主观臆断作为证据交给江古碑。
不能，绝不能。
在数十次的审讯和拷问中，张普景一言不发。先后被打断了眼镜、手腕、表带、手指、鼻梁骨，胃出血了，视力模糊，一只耳朵失聪，一条胳膊再也无法举动了。
但是，他没有死。
随着王兰田、梁必达、姜家湖和陈墨涵等人被纷纷遣散外地，随着对一些人的处理，也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江古碑又有了更重要的目标，再也不可能同时也没有必要经常性地来“看望”他了，而是把他交给了当地的造反组织，从此他开始了不是囚犯的囚犯生活。
江古碑和他的上级知道，这个人不是轻易可以杀的，当然也不是可以随便放的，他张普景反而又成了革命的一道难题，那么，就只好继续把他秘密囚禁在这里，等候派上用场。
后来，张普景不仅有了九平方米的空间自由，而且还差不多有了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自由。他所享受的待遇不能说不高，有人送饭喂饭，有人提尿桶，有人给他读报纸传单，有人记录他口述的“回忆录”。有阳光的时候他追逐阳光，没有阳光的时候他面壁入定。
终于有一天，他的“警卫员”发现他的目光是直的，他说的话里病句子多了，条理不清楚了，语无伦次了。“警卫员”把这个奇怪的发现报告了江古碑，江古碑派医生来一看，这个人疯了。
张普景没有死，但是已经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除了他自己和江古碑等极少数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在某某某陆军医院里还有这么一个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的第一副政治委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张普景的夫人汪成华和女儿张原则，四处打听，杳无音信。
那一次从批斗现场下来之后，张普景就被“坚壁清野”了，藏匿在这所团级医院的一个角落里。最初，他有九平方米的空间自由和二十个小时的时间自由，还有四个小时的不自由——江古碑几乎每天都要亲自来或者派人来审问他。
江古碑想要他手里的东西。
早在凹凸山时期，张普景就不屈不挠地研究杨庭辉、王兰田、姜家湖、梁必达、窦玉泉、江古碑等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川陕肃反的时候他积极，苏区整党整风的时候他积极，“纯洁运动”的时候他积极，“三反五反”的时候他积极，反军事教条主义他积极，“反右”的时候他积极。一言以蔽之，只要是上面有号召，他都积极，忠贞不渝。那时候，他就是窦玉泉说的那种开快车的人。可是，如今，他却不肯把他的研究成果拿出来。十几个运动此起彼伏，所有的人似乎都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也似乎应该有了问题，但所有的问题都似是而非云遮雾罩。就差那一毫米，他再也无法前进了。他没有证据。只要拿不出他们的错误和罪行证据，他们就依然是同志——这就是张普景的作风。
可是，在今天，在轰轰烈烈的“*****”中，张普景却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有人居然有了他的证据。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不是那么好当的，也发现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对他压根儿就不屑一顾。于是他不禁怀疑起来了，难道张普景同志做错了吗？难道张普景同志真的是反革命？张普景同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反革命的呢？
答案很快就有了。
在最初的审讯中，江古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张普景你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历史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肃反的时候，你执行某某某错误路线，在部队大搞逼供讯，致使不少红军干部屈打成招含冤被杀。此反革命罪行之一。抗战初期，你议论过某某某用不正当的手段削弱了某某某的指挥权，说某某某有某某某问题证据不足。此反革命罪行之二。整党整风的时候，你不向党内错误思想开火，却把矛头指向某某某首长，而该首长现在是某某某级领导。此反革命罪行之三。在凹凸山根据地，尤其是李文彬被俘之后，你在每个团以上干部的身边几乎都安排了特殊的“保护”人员，监视自己的同志。此反革命罪行之四。全国解放后，伙同陈墨涵、梁必达等人，就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此反革命罪行之五。一九五九年，说某某某忧国忧民，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对待，替某某某和杨庭辉鸣冤叫屈。此反革命罪行之六。某某某某年，说全国学习某某某没有必要造那么大的声势，部队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打仗上，简直是明目张胆地同党对着干。此反革命罪行之七……还有反革命罪行之八之九之十，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张普景在那一瞬间犹如霹雳击顶。再看江古碑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失去了军籍而又重新穿起了军装的革命者原来他并不认识，只有这个叫江古碑的人才是毋庸置疑的革命者，而他张普景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向党进攻、向同志下手的人民的敌人。他无法辩解和抗争。江古碑所列的罪行或者说事实，那些言论或行为在他身上确实存在，可是……可是，那正是因为捍卫革命的纯洁性，正是响应党的号召，正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啊。可是……如今想起来，那些言行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一夜之间，张普景成了历史和现实的双料反革命。
“张普景，你不要再伪装下去了，你是个彻头彻尾表里如一的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你的表演已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反戈一击，交出你掌握的王兰田、梁必达、姜家湖在凹凸山同刘汉英和汉奸暗中交易的材料，就可以将功补罪，可以恢复自由，可以改善你的医疗条件，至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是的，他是曾经调查过王兰田、梁必达等人与刘汉英暗送秋波以及同汉奸交易的材料，但因为终究没有搞到真凭实据而不了了之。江古碑要这些材料干什么呢？打倒王兰田、梁必达他没有意见，只要证据确凿。可是，他不能把他个人的猜测和主观臆断作为证据交给江古碑。
不能，绝不能。
在数十次的审讯和拷问中，张普景一言不发。先后被打断了眼镜、手腕、表带、手指、鼻梁骨，胃出血了，视力模糊，一只耳朵失聪，一条胳膊再也无法举动了。
但是，他没有死。
随着王兰田、梁必达、姜家湖和陈墨涵等人被纷纷遣散外地，随着对一些人的处理，也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江古碑又有了更重要的目标，再也不可能同时也没有必要经常性地来“看望”他了，而是把他交给了当地的造反组织，从此他开始了不是囚犯的囚犯生活。
江古碑和他的上级知道，这个人不是轻易可以杀的，当然也不是可以随便放的，他张普景反而又成了革命的一道难题，那么，就只好继续把他秘密囚禁在这里，等候派上用场。
后来，张普景不仅有了九平方米的空间自由，而且还差不多有了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自由。他所享受的待遇不能说不高，有人送饭喂饭，有人提尿桶，有人给他读报纸传单，有人记录他口述的“回忆录”。有阳光的时候他追逐阳光，没有阳光的时候他面壁入定。
终于有一天，他的“警卫员”发现他的目光是直的，他说的话里病句子多了，条理不清楚了，语无伦次了。“警卫员”把这个奇怪的发现报告了江古碑，江古碑派医生来一看，这个人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