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0章 左
靓坤问道：“老左，香岛中学的事情解决了吗？”
左长旺不太确定地回答道：“解决了吧。学校的课程修改了一部分，英国人就让那些人封住校门的人散了。”
靓坤说道：“华新社这是步步退让啊！”
左长旺没有说话，只是叹了一口气。
靓坤说道：“华新社里有内鬼。”
听了靓坤的话，左长旺大惊，脱口而出：“你也这么想？”
华新香港分社成立于1947年，与华新社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香港分社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新世纪之后，正式更名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
华新社香港分社有内鬼，这在香港的党员中并不是秘密，而且怀疑对象就在主席台前三排里面。英国人稍微施加一点压力，就把硕果仅存的几所左派学校的课程修改了，没有内鬼，说出去都没人相信。
靓坤说道：“老左，我知道你心向祖国，是一个有原则的党员，而且你身手还挺厉害的，精通爆破技术，所以我想和你合作，把那些出卖中国人、出卖香港的汉奸内鬼揪出来，通通干掉。”
左长旺不可置信地指着靓坤说道：“你？”
靓坤说道：“怎么？怀疑我的能力？我知道你‘大圣劈挂’的高手。八极加劈挂，鬼神也害怕；劈挂加八极，神仙也难敌。但是，我靓坤也不是吃素的。”
左长旺说道：“我倒不是怀疑你的身手，只是你的身份……”
靓坤说道：“我是洪门中人。所谓洪字，就是漢人失其土。过去，满洲狗入侵，我们就反清复明；现在，香港沦陷，我们就为香港回归出力。谁挡在我们前面，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杀谁，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不管他是汉奸国贼，还是英女王。”
左长旺说道：“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呢？”
靓坤说道：“我其实一直在经营一些生意，帮助解放军减轻负担，解决军费来源。你不是从来没去过天安门，没瞻仰过***吗？下次我做生意的北上时候，带上你，让你见识一下我在大陆的人脉，顺便帮你圆梦。”
左长旺说道：“我要看过之后再说。”
靓坤点点头，说道：“没问题。下个月，我就要去广州了，你到时候请好假，跟我一起去。你有回乡证的吧？”
……
走出广州火车站，靓坤擦了擦头上的汗，对左长旺说道：“老左，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板了，我本来想说，让你以‘陪同投资客商’的名义出公差，帮我省点钱的。你非要自己掏钱。到头来还不是我出钱？”
左长旺说道：“你有钱，无所谓的，国家的钱都是要留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
靓坤摇摇头说道：“你本来就是陪我到广州谈生意的嘛，你不是还带着银都机构开出来的介绍信吗？”
靓坤回头对苏小妹和花塔饼说道：“你们两个先在广州玩两天，我事情办完了，就带你们去音像公司，联系你们出磁带的事情。”
苏小妹当然是很乖地点头答应了。
花塔饼则说道：“坤哥，我们现在在香港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歌星，我们的唱片得过‘黄金唱片奖’、‘白金唱片奖’，还是杂志上说的‘金童玉女’。在大陆出磁带而已，用不着专程跑过来一趟吧？”
靓坤给花塔饼吃了一颗板栗，说道：“你们不亲自过来，怎么能体现我们公司的诚意？再说了，你们在香港那点名气算什么？我是来给你们找一个能登上大舞台、让全世界数量最大的观众群体认识你们的机会。”
花塔饼问道：“什么大舞台？”
靓坤眉毛一抖，说道：“天机不可泄露。”
左长旺骂道：“你特么真笨。全世界哪个国家人口最多？”
花塔饼摇摇头。
左长旺痛心疾首地说道：“那就是中国啊。中国观众就是全世界数量最大的观众群体。你老大是想让你上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
靓坤点了点头，说道：“确实是这样。前年我在广州就看过这台节目，春节晚上全国播放，那个影响力，你想想。”
苏小妹担心地说道：“我们是香港人，能上大陆的电视台节目吗？”
靓坤说道：“所以，我要你们跟着一起过来，向大陆的电视台和观众展现我们的诚意。发磁带，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
带着左长旺，结算完上半年的军火交易款项之后，靓坤立即又马不停蹄地带着苏小妹和花塔饼拜访了太平洋影音公司。
此时的太平洋影音公司还在它的上级单位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院里办公。深谙内地办事之道的靓坤，如果不是死皮赖脸地拉了广州军区一个后勤参谋同行，还真进不去，院子门口居然还有士兵站岗。
听了靓坤带来的几盘苏小妹和花塔饼在香港发行的磁带，太平洋影音公司负责接待的人员说道：“林先生，这几盘粤语歌不能发，因为根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些方言歌曲的发行是要上级单位批准的。而且，目前并没有香港歌手在国内发行磁带的先例。”
听到对方的拒绝之意，靓坤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争取，“现在国家不是正在搞改革开放吗，怎么还能用过去的政策来限制这些事情呢？来抽支烟。”
靓坤把一包三五香烟拆开，给接待人员散了一支烟，然后把剩下的这包烟放在办公桌上。
接待人员看了看办公桌上的三五香烟，说道：“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实话。而且，你们是从香港来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我们国内有国内的政策。前段时间，中国音乐协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开会，就研究过了要不要传播港台音乐。当时，邓丽君就被反对者当作反面典型，不少专家认为像邓丽君的歌曲绵软，像极了****，并且称之为‘靡靡之音’。”
靓坤说道：“我不是不了解。据我了解，邓丽君的歌早就进入国内了，并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非常流行，否则那些专家怎么知道邓丽君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说，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那些狗屁专家、草包领导，脑袋一拍，就跳出来搞事、秀存在，真特么恶心！”
接待人员可能也是饱受官僚主义之苦，也赞同道：“专家就是要标新立异，说人话、不放狗屁，谁捧他？不是草包，怎么能让领导放心提拔？万一你太能干了，把领导的位子顶掉了，那怎么办？”
靓坤见事不可为，只好转换方向，说道：“如果我能够让他们上‘春晚’，是不是就能够拿到出版发行的通行证了？”
看着接待人员一脸懵逼的样子，靓坤解释道：“我说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
接待人员想了想，说道：“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话，那等于是国家政策，那当然没问题了。”
靓坤说道：“好，那我就先往春晚的方向努力一下吧，等他们的歌上了春晚，我再来拜访您。”
……
在很多人眼里，1983年的央视春晚是第一届。但其实在1979年，就有了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除了“文革”期间停播，从1958年央视成立，一直有春节晚会。1978年，中央台复播当年就恢复了春晚。
1979年，中央电视台就录制、播出了这种“茶座式”晚会，名为“迎新春文艺晚会”，执导晚会的是邓在军以及后来《西游记》的导演杨洁。
——所以，后来杨洁导演搞《西游记春晚》也是有渊源的。
这台晚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届“春晚”，不过，因为1979年全国的电视机不过485万台，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社会影响。
这台晚会将香槟、交谊舞、斗牛舞等多个“洋气”的创意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晚会引用了芭蕾舞《天鹅湖》中节奏比较明快的一段音乐，男女演员换上紧身服装，表演西班牙斗牛舞。因为没有考虑到大家是通过黑白电视看到这段表演，观众误以为男演员没穿衣服，女演员袒胸露背、穿着暴露，遭到不少投诉。
至于改名“春晚”那是1983年的事。而第一次有香港歌手登台表演则是在1984年春晚。
1984年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筹备节目的时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听到《我的中国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问司机这首歌的来头。司机说，在中英街可以买到这盘磁带。黄一鹤赶紧去把《我的中国心》磁带买回来，有几经周折联系到演唱者张敏明，一边打报告，一边准备排练节目。
就在节目基本成型时，黄一鹤接到电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
黄一鹤一边准备节目，一边想方设法争取上面同意。
直到腊月二十七中午，才在更大的领导的干预下，拍板决定采用香港歌手张明敏现场献唱。
靓坤本来想得挺好，先在内地发行磁带，省得让黄导演四处踅摸，谁知道出师未捷身先死。
其实，靓坤也没什么可失落的。
1984年和张明敏一起从香港来参加的春晚的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就是奚秀兰，出生安徽，小学四年级到香港和父母团聚，童星出道，她灌唱的歌曲《我的祖国》，获1982年香港“白金唱片奖”。1984年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成功地演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天女散花》、《阿里山的姑娘》、《我的祖国》四首歌曲。1985年的奚秀兰再次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故乡情》，同年在上海发行《大地回春》磁带，这是香港歌手在内地发行的第一盘原声带。
看来只能另辟蹊径、曲线救国了！
……
靓坤又带着一群人北上北京。
适逢五一，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天安门广场走起，看日出，升国旗，让左长旺圆梦，让苏小妹和花塔饼补上爱国教育这一课。
此时的升旗仪式由北京军区卫戍部队的两名战士负责，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经过长安街时，还得给机动车让行。升旗的场面也不够庄严，国旗杆周围都是封闭的，升降国旗时，战士们需要跳进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观。
寒酸的升旗场面，让靓坤略微有些尴尬，左长旺却是热泪盈眶。
靓坤对港澳办的陪同人员建议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安门广场是印在国徽上的国家标志和标志，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国家仪式。国家应该给天安门广场专门配置一个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国旗和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迎宾仪式的现场警卫光荣任务。”
……
经过港澳办、宣传部、文化部、音乐协会、出版署一圈打太极拳、踢足球、扯皮下来，出版磁带这个事，还是没戏。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或者说张公吃酒李公醉，领导说了，看在他们的拳拳爱国心的份上，可以让苏小妹和花塔饼上中央电视台春晚，作为港澳同胞代表，演唱《我的中国心》、《我是中国人》等反映港澳同胞心向祖国之情的歌曲。
走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花塔饼担忧地说道：“坤哥，我们参加大陆的电视节目，会不会让我们的唱片在台湾被封杀？”
靓坤说道：“现在台湾的经济好，是唱片的重要销售市场，这并不假。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也只能舍鱼而取熊掌。”
花塔饼说道：“坤哥，你这么看好大陆的发展？让我哥在深圳办厂，又让我到大陆的电视台演出。”
靓坤说道：“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自信，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厉害，而大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不可能永远这样穷下去。”
觉得光是画饼还不够，靓坤接着又说道：“台湾的政策也不可能永远紧绷下去，迟早绷不住。”
1950年，银都机构推出了一部叫做《说谎世界》的电影，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万人空巷。电影连放28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被誉为“1950年香港电影代表作”。
蒋介石看了这部电影后大为光火，国民党广东党部也大骂在香港的同事：“你们干什么吃的？让共产党出风头，让我们丢脸！”
因为这部电影通过描写旧上海买办、交际花、军警之间勾心斗角的故事，揭露了国民党曾经在上海横征暴敛的事实。
片子大卖后，激起了各地华人的共鸣，反对国民党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
整个50-70年代，香港影坛就是两党斗法的第二战场。双方为了争取香港的民心，都纷纷砸钱在香港拍电影。
早在1947年，国民党在香港扶持的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国魂》，讲的是南宋抗元的故事，把蒋委员长比作忠贞不屈的文天祥。
为了激励军心，淮海战役时，蒋介石还特别派人把电影放给前线的士兵看，让他们要战斗到底。
这应该是文丞相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1950年，银都机构成立，《说谎世界》初出茅庐，就打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因为有大陆的支持，银都机构的取景特别方便。他们拍《苏小小》，剧组直接飞来杭州西湖；他们拍《董小宛》，故宫专门为他们闭馆。
不甘示弱的台湾当局，马上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并向香港各界宣布：没有“自由总会”的批准，电影不能进台湾！
港英政府明面上制止双方的斗法，暗地里篇帮倾向台湾的那票电影人，抵制大陆势力。
……
在台湾，不仅电影这种“大鱼”要站立场，歌曲这种“小虾米”也不能幸免。
被台湾当局禁掉歌曲最多的，当属最当红的邓丽君。
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可怜邓丽君，在大陆被指责为“靡靡之音”，在台湾又被怀疑为带路党，可以说是里外不是人。
——不过，这也可能是台湾当局逼迫邓丽君加入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套路。
真正让双方消停下来的是时间。1975年4月5日，老蒋去见了上帝；1976年9月9日，***逝世。
小蒋虽然继承了老蒋的“遗志”，但是为了维持政权，就没有办法再在意识形态上继续采取高压政策。
左长旺不太确定地回答道：“解决了吧。学校的课程修改了一部分，英国人就让那些人封住校门的人散了。”
靓坤说道：“华新社这是步步退让啊！”
左长旺没有说话，只是叹了一口气。
靓坤说道：“华新社里有内鬼。”
听了靓坤的话，左长旺大惊，脱口而出：“你也这么想？”
华新香港分社成立于1947年，与华新社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香港分社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新世纪之后，正式更名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
华新社香港分社有内鬼，这在香港的党员中并不是秘密，而且怀疑对象就在主席台前三排里面。英国人稍微施加一点压力，就把硕果仅存的几所左派学校的课程修改了，没有内鬼，说出去都没人相信。
靓坤说道：“老左，我知道你心向祖国，是一个有原则的党员，而且你身手还挺厉害的，精通爆破技术，所以我想和你合作，把那些出卖中国人、出卖香港的汉奸内鬼揪出来，通通干掉。”
左长旺不可置信地指着靓坤说道：“你？”
靓坤说道：“怎么？怀疑我的能力？我知道你‘大圣劈挂’的高手。八极加劈挂，鬼神也害怕；劈挂加八极，神仙也难敌。但是，我靓坤也不是吃素的。”
左长旺说道：“我倒不是怀疑你的身手，只是你的身份……”
靓坤说道：“我是洪门中人。所谓洪字，就是漢人失其土。过去，满洲狗入侵，我们就反清复明；现在，香港沦陷，我们就为香港回归出力。谁挡在我们前面，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杀谁，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不管他是汉奸国贼，还是英女王。”
左长旺说道：“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呢？”
靓坤说道：“我其实一直在经营一些生意，帮助解放军减轻负担，解决军费来源。你不是从来没去过天安门，没瞻仰过***吗？下次我做生意的北上时候，带上你，让你见识一下我在大陆的人脉，顺便帮你圆梦。”
左长旺说道：“我要看过之后再说。”
靓坤点点头，说道：“没问题。下个月，我就要去广州了，你到时候请好假，跟我一起去。你有回乡证的吧？”
……
走出广州火车站，靓坤擦了擦头上的汗，对左长旺说道：“老左，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板了，我本来想说，让你以‘陪同投资客商’的名义出公差，帮我省点钱的。你非要自己掏钱。到头来还不是我出钱？”
左长旺说道：“你有钱，无所谓的，国家的钱都是要留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
靓坤摇摇头说道：“你本来就是陪我到广州谈生意的嘛，你不是还带着银都机构开出来的介绍信吗？”
靓坤回头对苏小妹和花塔饼说道：“你们两个先在广州玩两天，我事情办完了，就带你们去音像公司，联系你们出磁带的事情。”
苏小妹当然是很乖地点头答应了。
花塔饼则说道：“坤哥，我们现在在香港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歌星，我们的唱片得过‘黄金唱片奖’、‘白金唱片奖’，还是杂志上说的‘金童玉女’。在大陆出磁带而已，用不着专程跑过来一趟吧？”
靓坤给花塔饼吃了一颗板栗，说道：“你们不亲自过来，怎么能体现我们公司的诚意？再说了，你们在香港那点名气算什么？我是来给你们找一个能登上大舞台、让全世界数量最大的观众群体认识你们的机会。”
花塔饼问道：“什么大舞台？”
靓坤眉毛一抖，说道：“天机不可泄露。”
左长旺骂道：“你特么真笨。全世界哪个国家人口最多？”
花塔饼摇摇头。
左长旺痛心疾首地说道：“那就是中国啊。中国观众就是全世界数量最大的观众群体。你老大是想让你上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
靓坤点了点头，说道：“确实是这样。前年我在广州就看过这台节目，春节晚上全国播放，那个影响力，你想想。”
苏小妹担心地说道：“我们是香港人，能上大陆的电视台节目吗？”
靓坤说道：“所以，我要你们跟着一起过来，向大陆的电视台和观众展现我们的诚意。发磁带，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
带着左长旺，结算完上半年的军火交易款项之后，靓坤立即又马不停蹄地带着苏小妹和花塔饼拜访了太平洋影音公司。
此时的太平洋影音公司还在它的上级单位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院里办公。深谙内地办事之道的靓坤，如果不是死皮赖脸地拉了广州军区一个后勤参谋同行，还真进不去，院子门口居然还有士兵站岗。
听了靓坤带来的几盘苏小妹和花塔饼在香港发行的磁带，太平洋影音公司负责接待的人员说道：“林先生，这几盘粤语歌不能发，因为根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些方言歌曲的发行是要上级单位批准的。而且，目前并没有香港歌手在国内发行磁带的先例。”
听到对方的拒绝之意，靓坤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争取，“现在国家不是正在搞改革开放吗，怎么还能用过去的政策来限制这些事情呢？来抽支烟。”
靓坤把一包三五香烟拆开，给接待人员散了一支烟，然后把剩下的这包烟放在办公桌上。
接待人员看了看办公桌上的三五香烟，说道：“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实话。而且，你们是从香港来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我们国内有国内的政策。前段时间，中国音乐协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开会，就研究过了要不要传播港台音乐。当时，邓丽君就被反对者当作反面典型，不少专家认为像邓丽君的歌曲绵软，像极了****，并且称之为‘靡靡之音’。”
靓坤说道：“我不是不了解。据我了解，邓丽君的歌早就进入国内了，并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非常流行，否则那些专家怎么知道邓丽君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说，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那些狗屁专家、草包领导，脑袋一拍，就跳出来搞事、秀存在，真特么恶心！”
接待人员可能也是饱受官僚主义之苦，也赞同道：“专家就是要标新立异，说人话、不放狗屁，谁捧他？不是草包，怎么能让领导放心提拔？万一你太能干了，把领导的位子顶掉了，那怎么办？”
靓坤见事不可为，只好转换方向，说道：“如果我能够让他们上‘春晚’，是不是就能够拿到出版发行的通行证了？”
看着接待人员一脸懵逼的样子，靓坤解释道：“我说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
接待人员想了想，说道：“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话，那等于是国家政策，那当然没问题了。”
靓坤说道：“好，那我就先往春晚的方向努力一下吧，等他们的歌上了春晚，我再来拜访您。”
……
在很多人眼里，1983年的央视春晚是第一届。但其实在1979年，就有了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除了“文革”期间停播，从1958年央视成立，一直有春节晚会。1978年，中央台复播当年就恢复了春晚。
1979年，中央电视台就录制、播出了这种“茶座式”晚会，名为“迎新春文艺晚会”，执导晚会的是邓在军以及后来《西游记》的导演杨洁。
——所以，后来杨洁导演搞《西游记春晚》也是有渊源的。
这台晚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届“春晚”，不过，因为1979年全国的电视机不过485万台，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社会影响。
这台晚会将香槟、交谊舞、斗牛舞等多个“洋气”的创意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晚会引用了芭蕾舞《天鹅湖》中节奏比较明快的一段音乐，男女演员换上紧身服装，表演西班牙斗牛舞。因为没有考虑到大家是通过黑白电视看到这段表演，观众误以为男演员没穿衣服，女演员袒胸露背、穿着暴露，遭到不少投诉。
至于改名“春晚”那是1983年的事。而第一次有香港歌手登台表演则是在1984年春晚。
1984年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筹备节目的时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听到《我的中国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问司机这首歌的来头。司机说，在中英街可以买到这盘磁带。黄一鹤赶紧去把《我的中国心》磁带买回来，有几经周折联系到演唱者张敏明，一边打报告，一边准备排练节目。
就在节目基本成型时，黄一鹤接到电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
黄一鹤一边准备节目，一边想方设法争取上面同意。
直到腊月二十七中午，才在更大的领导的干预下，拍板决定采用香港歌手张明敏现场献唱。
靓坤本来想得挺好，先在内地发行磁带，省得让黄导演四处踅摸，谁知道出师未捷身先死。
其实，靓坤也没什么可失落的。
1984年和张明敏一起从香港来参加的春晚的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就是奚秀兰，出生安徽，小学四年级到香港和父母团聚，童星出道，她灌唱的歌曲《我的祖国》，获1982年香港“白金唱片奖”。1984年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成功地演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天女散花》、《阿里山的姑娘》、《我的祖国》四首歌曲。1985年的奚秀兰再次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故乡情》，同年在上海发行《大地回春》磁带，这是香港歌手在内地发行的第一盘原声带。
看来只能另辟蹊径、曲线救国了！
……
靓坤又带着一群人北上北京。
适逢五一，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天安门广场走起，看日出，升国旗，让左长旺圆梦，让苏小妹和花塔饼补上爱国教育这一课。
此时的升旗仪式由北京军区卫戍部队的两名战士负责，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经过长安街时，还得给机动车让行。升旗的场面也不够庄严，国旗杆周围都是封闭的，升降国旗时，战士们需要跳进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观。
寒酸的升旗场面，让靓坤略微有些尴尬，左长旺却是热泪盈眶。
靓坤对港澳办的陪同人员建议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安门广场是印在国徽上的国家标志和标志，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国家仪式。国家应该给天安门广场专门配置一个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国旗和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迎宾仪式的现场警卫光荣任务。”
……
经过港澳办、宣传部、文化部、音乐协会、出版署一圈打太极拳、踢足球、扯皮下来，出版磁带这个事，还是没戏。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或者说张公吃酒李公醉，领导说了，看在他们的拳拳爱国心的份上，可以让苏小妹和花塔饼上中央电视台春晚，作为港澳同胞代表，演唱《我的中国心》、《我是中国人》等反映港澳同胞心向祖国之情的歌曲。
走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花塔饼担忧地说道：“坤哥，我们参加大陆的电视节目，会不会让我们的唱片在台湾被封杀？”
靓坤说道：“现在台湾的经济好，是唱片的重要销售市场，这并不假。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也只能舍鱼而取熊掌。”
花塔饼说道：“坤哥，你这么看好大陆的发展？让我哥在深圳办厂，又让我到大陆的电视台演出。”
靓坤说道：“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自信，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厉害，而大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不可能永远这样穷下去。”
觉得光是画饼还不够，靓坤接着又说道：“台湾的政策也不可能永远紧绷下去，迟早绷不住。”
1950年，银都机构推出了一部叫做《说谎世界》的电影，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万人空巷。电影连放28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被誉为“1950年香港电影代表作”。
蒋介石看了这部电影后大为光火，国民党广东党部也大骂在香港的同事：“你们干什么吃的？让共产党出风头，让我们丢脸！”
因为这部电影通过描写旧上海买办、交际花、军警之间勾心斗角的故事，揭露了国民党曾经在上海横征暴敛的事实。
片子大卖后，激起了各地华人的共鸣，反对国民党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
整个50-70年代，香港影坛就是两党斗法的第二战场。双方为了争取香港的民心，都纷纷砸钱在香港拍电影。
早在1947年，国民党在香港扶持的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国魂》，讲的是南宋抗元的故事，把蒋委员长比作忠贞不屈的文天祥。
为了激励军心，淮海战役时，蒋介石还特别派人把电影放给前线的士兵看，让他们要战斗到底。
这应该是文丞相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1950年，银都机构成立，《说谎世界》初出茅庐，就打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因为有大陆的支持，银都机构的取景特别方便。他们拍《苏小小》，剧组直接飞来杭州西湖；他们拍《董小宛》，故宫专门为他们闭馆。
不甘示弱的台湾当局，马上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并向香港各界宣布：没有“自由总会”的批准，电影不能进台湾！
港英政府明面上制止双方的斗法，暗地里篇帮倾向台湾的那票电影人，抵制大陆势力。
……
在台湾，不仅电影这种“大鱼”要站立场，歌曲这种“小虾米”也不能幸免。
被台湾当局禁掉歌曲最多的，当属最当红的邓丽君。
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可怜邓丽君，在大陆被指责为“靡靡之音”，在台湾又被怀疑为带路党，可以说是里外不是人。
——不过，这也可能是台湾当局逼迫邓丽君加入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套路。
真正让双方消停下来的是时间。1975年4月5日，老蒋去见了上帝；1976年9月9日，***逝世。
小蒋虽然继承了老蒋的“遗志”，但是为了维持政权，就没有办法再在意识形态上继续采取高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