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学科存废
在学制方面，蔡远裴的思想就是“重学而轻术”。
所谓“学”侧重基础理论学科，“术”则侧重应用学科。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与列强屡战屡败，政府和文人都把原因归咎于洋枪洋炮不如别人，因此无论是公派留学亦或者自费留学，学生所选择的专业都是偏应用学科。
最具代表性的晚清三批庚子赔款留学学生中，大多数选择的都是土木、采矿、电机工程、造船工程等工科专业，目标就是归国便能立即投入生产建设活动。
当然，胡石这种选择政治和哲学的也是极少数。
久而久之，教育界就普遍形成了重视应用学科而忽视基础理论学科的学术思想。
蔡远裴的观点恰恰与主流相反，认为大学更加注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科和理科，因此一上任就扩充这两科的力量，新聘请的教师也都是这些方面的。
甚至为了坚持他的教育改革，直接着手取缔工科、农科这两个最具应用价值的学科。
蔡远裴怔了一下，将手里的茶壶放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但大多数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很少选择去做学问，选文科者甚少，选理科者少之又少，不取缔其它学科如何让学生抱定求学之宗旨？”
程诺摇头反驳：“蔡公您这是过于激进了，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以简单的兴废来处置，可以经过有计划的改良让学科变得更科学更完善。”
翻开改革计划书中的一页，程诺指着法学学科说道：“众多学科中，我看您对法学学科最为排斥，这其中存在着误解。”
“误解？我看未必！”蔡远裴想起这个就气得胡子直抖：“问问那些要从预科毕业升学的学生，他们最想要选择什么学科，恐怕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法学，为了升官发财无所不用其极，与求学初衷背道而驰，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样的学科留着只会继续祸害学生，祸害整个社会！”
与其说是蔡远裴对北平大学法学的误解，倒不如说是法学教育的缺失和畸变让他失望。
当西式的法律教育被引入中国时，它就被社会各界认定为新的科举机制，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阶梯。
只学其表不看其实，导致法学教育的发展一步步偏离正轨，最后演变成学了法学，就好像一只脚就踏进了官场，这对官本位价值观为主的国人来说，吸引力可就太大了，名字叫法学，实际上是官学。
于是乎学生预科刚毕业，就挤破脑袋想往法学里面钻，即便成功入学，也都是忙着搞关系拉帮派，互相承诺苟富贵勿相忘，长此以往，法学的名声也就被败坏了。
面对这种情况，程诺讲着自己的观点：“蔡公，不可否认，法学学科变成这样确实有自身的原因，可罪魁祸首还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因为外因而断自己一臂，况且改革的手段千千万，不尝试就问斩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蔡远裴的情绪稍稍平复，问道：“你且说说看。”
喝口水润润嗓子，程诺拿来纸和笔，解释道：“如今北平大学的法学太过笼统，除了法律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首先，我们在第一步就要把他们划分出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细分出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学科。”
“其次，除了兼顾学科的使用价值外，还可以加入一些理论学科，如《西方法制史》、《中国法制史》、《逻辑学》等等。”
“最后，将法学本科三年学制调整为四年，加深学生们对法律理念的整体把握。三板斧下来，我相信四年以后，肯定能培养出一些具有法理精神的学生。”
等到程诺说完，刚想再喝口水，就看到蔡远裴突然起身，啪啪啪鼓了三下掌。
“致远，你的想法很有实践价值，我看法学学科改革完全可以按照你这个来。”
这幅高兴的样子让程诺吓了一跳，嘴里的茶水差点吐出来，哪有刚才义愤填膺的样子。
是了，总算明白了，蔡远裴本就是和蔼的性格，哪有那么容易动怒，就是为了将程诺的想法逼出来，使出来的激将法。
况且眼下政界、学界从事法学的人那么多，即便蔡远裴那么高的声望，取缔法学学科的压力也是不好受的。
不过话既然都说出来了，藏着掖着也没什么意思。
程诺哭笑不得的摇摇头，接着说：“蔡公，法学学科不能取缔，农科和工科也不能取缔，甚至您的观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都有失偏颇。”
短时间里不可能连续使用同一个招数，这次蔡远裴看到自己的观点被驳斥也没有生气，笑眯眯道：“致远你别急，慢慢说，不行我再给你烧壶热水。”
程诺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大学除了要做学问外，更要关心系国计民生。而国计系于工科，民生系于民生。蔡公您可知道咱们现在身上的洋布、头上的灯泡、兜里的卷烟这些几乎都是洋人才能制造的，而这还只是生活中的一处剪影，因为处处受到洋人制约，我们国人辛苦挣来的钱最后全都进了他们的腰包。”
“工科并不只是意味着造枪造炮，还意味着发展工业、改善国人生活、增强国力，而这些都需要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一味学术理论研究是换不来面包的。”
历史上北平大学将工科取消后，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正式成立工学院。
而程诺除了可惜这段时间没有接着培养工科人才外，还想借北平大学的招牌发展自己的工业。
历史课本说民国动荡，民族工业借着列强忙于一战而快速发展，迎来短暂的春天。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陷入凋敝，直到解放后才得到新的发展。
可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吗，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根据华裔学者章长基的研究，1912年到1936年民族工业的增长速度高达9.4%，而且其增长速度并没有因为一战的结束而发生明显变化，直到七七事变前才迎来了自己的顶峰。
章长基的研究并非孤立，史学家吴承明的进一步研究后，发现1920年至1936年的国内工业资本较1913年增加了五倍，1911—1920年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3.44%，1913—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高达11.9%；1920—1936年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10.64%，同期的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继续保持在9.37%的高位。
这是什么概念呢，横向比较该时期的近代工业发展速度也并不输于其他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在1912—1937年间工业增长速度仅有2.6%，在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74—1890年间，工业增长率也只有5.2%。英国1921—1937年间工业年增长率为2.2%，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51—1873年间增长率为3.3%。纵向比较，甚至高于解放后的某一段时期。
不能说民族工业发展很快，可也不能笼统的去说一战后就此沉沦吧。
除了增长速度快，民族工业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仅限于枪炮重工业，发展到抗战前已经可以生产出复杂的重型装备，生活相关的轻工业产品也基本都能制造出来，甚至将洋人的产品逼出市场。
有书友可能会问了，你工业发展这么快，怎么没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
那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盘太大了，晚清都那么烂了，GDP还是世界第一。
单单数十年的工业发展不足以覆盖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没来得及下沉市场，小日本就来了，就此才算真正沉沦。
在民国办工业，是具备可行性的。
因为处于乱世，仍有一群勤劳善良的国人在奋斗。
工科，它不能废！
PS：本章节可能会有些争议，为方便书友查看，我将参考文献列出来，欢迎大家讨论阅读。
[1]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刘易斯．发展计划［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6]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中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所谓“学”侧重基础理论学科，“术”则侧重应用学科。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与列强屡战屡败，政府和文人都把原因归咎于洋枪洋炮不如别人，因此无论是公派留学亦或者自费留学，学生所选择的专业都是偏应用学科。
最具代表性的晚清三批庚子赔款留学学生中，大多数选择的都是土木、采矿、电机工程、造船工程等工科专业，目标就是归国便能立即投入生产建设活动。
当然，胡石这种选择政治和哲学的也是极少数。
久而久之，教育界就普遍形成了重视应用学科而忽视基础理论学科的学术思想。
蔡远裴的观点恰恰与主流相反，认为大学更加注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科和理科，因此一上任就扩充这两科的力量，新聘请的教师也都是这些方面的。
甚至为了坚持他的教育改革，直接着手取缔工科、农科这两个最具应用价值的学科。
蔡远裴怔了一下，将手里的茶壶放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但大多数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很少选择去做学问，选文科者甚少，选理科者少之又少，不取缔其它学科如何让学生抱定求学之宗旨？”
程诺摇头反驳：“蔡公您这是过于激进了，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以简单的兴废来处置，可以经过有计划的改良让学科变得更科学更完善。”
翻开改革计划书中的一页，程诺指着法学学科说道：“众多学科中，我看您对法学学科最为排斥，这其中存在着误解。”
“误解？我看未必！”蔡远裴想起这个就气得胡子直抖：“问问那些要从预科毕业升学的学生，他们最想要选择什么学科，恐怕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法学，为了升官发财无所不用其极，与求学初衷背道而驰，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样的学科留着只会继续祸害学生，祸害整个社会！”
与其说是蔡远裴对北平大学法学的误解，倒不如说是法学教育的缺失和畸变让他失望。
当西式的法律教育被引入中国时，它就被社会各界认定为新的科举机制，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阶梯。
只学其表不看其实，导致法学教育的发展一步步偏离正轨，最后演变成学了法学，就好像一只脚就踏进了官场，这对官本位价值观为主的国人来说，吸引力可就太大了，名字叫法学，实际上是官学。
于是乎学生预科刚毕业，就挤破脑袋想往法学里面钻，即便成功入学，也都是忙着搞关系拉帮派，互相承诺苟富贵勿相忘，长此以往，法学的名声也就被败坏了。
面对这种情况，程诺讲着自己的观点：“蔡公，不可否认，法学学科变成这样确实有自身的原因，可罪魁祸首还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因为外因而断自己一臂，况且改革的手段千千万，不尝试就问斩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蔡远裴的情绪稍稍平复，问道：“你且说说看。”
喝口水润润嗓子，程诺拿来纸和笔，解释道：“如今北平大学的法学太过笼统，除了法律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首先，我们在第一步就要把他们划分出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细分出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学科。”
“其次，除了兼顾学科的使用价值外，还可以加入一些理论学科，如《西方法制史》、《中国法制史》、《逻辑学》等等。”
“最后，将法学本科三年学制调整为四年，加深学生们对法律理念的整体把握。三板斧下来，我相信四年以后，肯定能培养出一些具有法理精神的学生。”
等到程诺说完，刚想再喝口水，就看到蔡远裴突然起身，啪啪啪鼓了三下掌。
“致远，你的想法很有实践价值，我看法学学科改革完全可以按照你这个来。”
这幅高兴的样子让程诺吓了一跳，嘴里的茶水差点吐出来，哪有刚才义愤填膺的样子。
是了，总算明白了，蔡远裴本就是和蔼的性格，哪有那么容易动怒，就是为了将程诺的想法逼出来，使出来的激将法。
况且眼下政界、学界从事法学的人那么多，即便蔡远裴那么高的声望，取缔法学学科的压力也是不好受的。
不过话既然都说出来了，藏着掖着也没什么意思。
程诺哭笑不得的摇摇头，接着说：“蔡公，法学学科不能取缔，农科和工科也不能取缔，甚至您的观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都有失偏颇。”
短时间里不可能连续使用同一个招数，这次蔡远裴看到自己的观点被驳斥也没有生气，笑眯眯道：“致远你别急，慢慢说，不行我再给你烧壶热水。”
程诺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大学除了要做学问外，更要关心系国计民生。而国计系于工科，民生系于民生。蔡公您可知道咱们现在身上的洋布、头上的灯泡、兜里的卷烟这些几乎都是洋人才能制造的，而这还只是生活中的一处剪影，因为处处受到洋人制约，我们国人辛苦挣来的钱最后全都进了他们的腰包。”
“工科并不只是意味着造枪造炮，还意味着发展工业、改善国人生活、增强国力，而这些都需要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一味学术理论研究是换不来面包的。”
历史上北平大学将工科取消后，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正式成立工学院。
而程诺除了可惜这段时间没有接着培养工科人才外，还想借北平大学的招牌发展自己的工业。
历史课本说民国动荡，民族工业借着列强忙于一战而快速发展，迎来短暂的春天。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陷入凋敝，直到解放后才得到新的发展。
可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吗，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根据华裔学者章长基的研究，1912年到1936年民族工业的增长速度高达9.4%，而且其增长速度并没有因为一战的结束而发生明显变化，直到七七事变前才迎来了自己的顶峰。
章长基的研究并非孤立，史学家吴承明的进一步研究后，发现1920年至1936年的国内工业资本较1913年增加了五倍，1911—1920年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3.44%，1913—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高达11.9%；1920—1936年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10.64%，同期的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继续保持在9.37%的高位。
这是什么概念呢，横向比较该时期的近代工业发展速度也并不输于其他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在1912—1937年间工业增长速度仅有2.6%，在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74—1890年间，工业增长率也只有5.2%。英国1921—1937年间工业年增长率为2.2%，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51—1873年间增长率为3.3%。纵向比较，甚至高于解放后的某一段时期。
不能说民族工业发展很快，可也不能笼统的去说一战后就此沉沦吧。
除了增长速度快，民族工业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仅限于枪炮重工业，发展到抗战前已经可以生产出复杂的重型装备，生活相关的轻工业产品也基本都能制造出来，甚至将洋人的产品逼出市场。
有书友可能会问了，你工业发展这么快，怎么没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
那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盘太大了，晚清都那么烂了，GDP还是世界第一。
单单数十年的工业发展不足以覆盖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没来得及下沉市场，小日本就来了，就此才算真正沉沦。
在民国办工业，是具备可行性的。
因为处于乱世，仍有一群勤劳善良的国人在奋斗。
工科，它不能废！
PS：本章节可能会有些争议，为方便书友查看，我将参考文献列出来，欢迎大家讨论阅读。
[1]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刘易斯．发展计划［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6]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中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