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村秀美
和她相识，很不情愿。是在战战兢兢、犹犹疑疑、不愉快甚至沮丧的心情下见的面。想想看，清理阶级队伍的旋风还在盘旋，我被打成了“**文人，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正在“以观后效”的时候，突然通知我：一个日本学生代表叫做喜多村秀美的，指名要见我。
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喜多村秀美，不见她！”
专政组长叫章德正，习惯性地把个舌头从嘴角舔出来，斜着眼看我说：“你隐瞒了海外关系，现在暴露了，想不认这壶酒钱吗？拿我们当‘老憨’吗？不行！必须见。为了对你负责，我陪你去。记住，就说我是你的朋友！”
在宾馆会客室里，我见到一个身材苗条，穿玫瑰色裙，洁白上衣的姑娘。脸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来就仿佛全身都闪出了光彩，把周围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带山东口音的汉语说：“爸爸叫我务必来看看您。他说我可以称呼你哥哥！”
“您父亲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对不起！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书本内夹着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递给我。章组长立即伸长脖子凑近来看。布面上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还有“O型”两个字，墨色已经淡了。
我压制住激动。面对秀美、而实际却是说给章组长听的：
“如果没记错，这是我当华工时佩带的血型符号。可是请原谅，我仍想不起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么关系？”
“您和他在岩国一个小食堂见过面。在场的还有孙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衬衫，你换衬衫时把这个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像是有过这么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时我还没出生。爸爸和妈妈是在那以后才结婚的。”
模糊的记忆开始清楚了一点。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问她爸爸身体情况怎样？她说她爸爸中风了，半身不遂，终日躺在床上，妈妈很健康。
“你在上大学吗？”
“学法文，也学英文，还自学了中文。本来想考语言学位的，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我想革命。”
“于革命就不需要学问吗？”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着我的后脖梗，这时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国来是取革命经的。你倒向人家贩卖资产阶级的知识至上论。什么学问？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阶级斗争！”又对秀美说：“我看你只要学会中文，能读‘红宝书’，就够用一辈子的了！姑娘，我赞成你一心闹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要决心打出世界一片红！”
我本以为这些话会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没料到她竟十分赞赏，点着头连连称是。她说她早就不满意日本那个腐朽的社会了。人们一心追求物质享受，从而成了物质的奴隶。青年人给毁了，不是不顾一切地学习谋生手段，就是看破红尘、醉心于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负、人类的理想都在物质世界面前褪了色。一些读过革命文艺书籍的青年，不满意这个状况，立志改造日本的社会，要恢复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种政党提出的各种政纲，她认为都是荒谬的，不是欺骗就是吃语……
“很简单！”章组长把手一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方向路线问题，毛**早就制定好了，就看你们干不干！当然我们只能帮忙、不能代替，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嘛。”
我疑心对一个日本青年说这些话是否得体，但又无权阻止他。只好说：“章组长说的是中国的道理，日本的事怎么办，当然只有你们才最懂得……”
章组长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话给堵住了：
“毛**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时秀美的几个同伴也到会客室来了。从她们的神色和笑声中，我看出她们都是赞同章组长的宏论的。她们叫秀美当翻译，热烈地和章组长交谈起来。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后来，她们又请他签名。他答应领她们去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参观访问。只是在我告辞的时候，秀美才急忙回到卧室取了一个包袱来给我，说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广播中听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怀疑是不是我，后又担心我的安全怎么样，所以要她打听一下我的地址，务必来看我。
“看见你安全，我们放心了，希望你继续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问我：“章先生说的话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论家吧？对我们很有教益。”我说：“话都是书本上印着的。不会不对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况，你要自己考虑。”章组长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怀疑这两句日文的内容。
“我告诉她，你讲的全是书上印着的。不会错！”
秀美笑着点点头，章组长这才不无怀疑地和我一同告辞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组长“交公”了。他打开来看，见是一只脱胎漆的花瓶和一张名片，便鼻子里哼着说：“不送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没给我。但我看了一眼，地点是岩国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章组长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审查。并召开了第一次复审批斗会。
批斗会一开始，先由章组长介绍我在外国人面前散布“资产阶级知识至上论”和他打退妖风、宣传毛**革命路线，并取得彻底胜利的经过。随后就要我老实交代隐瞒了的重大海外关系，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么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个小城镇作童工。我推着车去医院给住院的工友送饭。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叶堂饭铺的门廊里避雨。那是日本战败的前夕，饭铺里除了豆腐渣已没什么东西可卖，上班时间，又下着雨，客人是极少的。可是一个侍者却过来撵我。我说：“我避避雨就走，这有什么妨碍呢？”他就用日本人专骂中国人的下流话骂我。我和他吵了起来。这时从饭厅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一身旧西装，戴一顶战斗帽，听我们争吵了几句，就拿出一点小费，把侍者支走了。他轻声问我：“你是中国人？”我说：“是的。怎么样？”他沉吟了一下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请你吃杯酒好吗？”我说：“我没工夫，还要去医院宋饭呢！”他说：“那回来时总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说：“回来时再龛吧！”我根本没打算他会真请我。说完，看看雨小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推着车走了。送饭回来，还没到落叶堂门口，那个撵我的侍者就迎了出来。满面堆笑地说：“刚才冲撞了您，很对不起老板请您去坐一坐。他已经等候很久了。”说着抢过车把，把车推进饭铺。
饭厅里很冷清，只有一个朝鲜老太太在弯着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领我穿过饭厅和后院，来到三间日本式居室门前，报告说：“客人到了。”居室的门拉开，那个四十多岁的人和一个穿和服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就迎了出来，一边说“请！请！”一边把我让进屋内。“榻榻米”上放了圆桌，摆了满满一盘炸鱼、几盘小菜，还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来我是满不在乎的，这一下可害怕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喝酒？要是酒里下了蒙汗药怎么办？会不会骗你喝醉了酒，然后让你在他们的卖身契约上捺上手印啊？所有听过的凶险故事一下全在脑子里记了起来。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岁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说：“请随便！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问：“自己人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穿和服的老头把嘴凑到我耳边说：“我们俩也是中国人，想跟你打听点家乡的情况。”他用的是纯粹山东半岛的乡音。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后，他们一边向我劝酒，一边打听中国的种种情形。问得详细而凌乱：日本到底都占了哪些地方？棒子面多少钱一斤？女人还裹脚吗？八路军到底是不是都会飞……我一一地述说着、解释着。他们不断发出一半中国话、一半日本腔的感叹声：“这样子嘎？”“想不到呐！”“欧谋西娄枯哪！”
轮到我问他们的来历了。他们俩就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而又十分热情地向我叙说：他们有只个伙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山东去法国当劳工的。大战结束，他们就失了业。回国呢，无房无地，逃不出一个饿字。听说德国战败后很缺劳动力，二人就把得的纪念章、奖章卖了作路费，到了德国。到了那里才知道，招人的地方虽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苏联搞武装干涉的雇佣军。管他是军是工，不是管饭吗？管饭就去！他们就穿上军装到了苏联。和红军接了两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个人就商量：“咱们是卖力来的，又不是卖命来的。冒这个险干啥？听说红军对俘虏不错，干脆投降算了。哪里不是混饭吃？”在法国他们就听说过，红军是为工人阶级打仗的。三人钻出战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红军那一边。红军听说是中国人，十分优待，没让他们进俘虏营，把他们直接编进西伯利亚兵团跟日本军去作战。可是不凑巧，西伯利亚兵团打了败仗。一个伙伴受了伤，两个伙伴抬着他。三个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虏，押送到日本四国岛上去。战争结束后，要遣返战俘。俄国人全送走了，因为他们不是俄国公民，就只好在日本留了下来。这三人除了老孙念过几年私塾，那两人全不认字。想进工厂当工人也不够格。幸亏三人前后当过四个国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个始终在伙房打下手，学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艺，就拿遣散费，摆个小摊卖起街头西餐来。卖了几年，多少攒下点钱，把饭摊搬进屋子，算是有个店面。有了钱，三个人也就有了矛盾，干厨师的那一位总觉着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个大使馆当厨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孙，两人觉得决不能再分开，就抱着团活下来。靠了省吃俭用，官面上打点得周到，买卖兴旺了一阵，就在这个小城又开了个分号。平时老李在这坐镇，隔三差五老孙也来瞧瞧，两人都没家口，在财产上、收入上也就不分，你谦我让，过得相当和气。眼下因为战争生意冷清了，只是对付着过日子。
我问：“你们不想回国了吗？”
他俩互相看了看。老孙低下头，擦了下眼说：“回去我们没有饭碗。在这儿混吧！哪块黄土不埋人呢？”
尽管给病友送饭占用的是我休息的时间，回去太晚也要挨打，说到这儿我就匆匆告别了。但从此以后，一有机会我就到落叶堂来小坐一会儿。旧历年，工厂放了两天假，并准许外出两小时，我又去了，恰好老孙也在，正在吃年酒。他们就留我吃酒。吃过几杯后，老李亲热地对我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我攀个大辈，叫你声侄子，今天我对老侄说句体己话，要不合适你也别在意，我不知你家乡还有老人没有，也不知跟工厂订的是活合同还是死契？如果家乡还有老人，又订的活合同就算作罢。如果没有牵挂了，想在日本这地方混呢，我想把你从工厂赎出来。咱们合到一起过。你有个落脚处，我老了也有个依靠。也免得我两眼一闭，挣下点家当全便宜了外国人。”
我告诉他我家中还有一家人。工厂订的是两年合同。期满送我回国。虽不能遵命，对他的厚意还是感激的。
他们俩便用日语议论起来。我日语说不好，听还是能听懂大半。听老孙劝老李说：“不要三心二意了，就把那个女人娶下吧！入赘就入赘，改籍就改籍，姓丈人姓就姓丈人姓。成家立业是正经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老孙大几岁，指望你照顾我；你老李老了，谁照顾你呢！”
他俩议论一阵，又劝我一杯酒。老李从衣柜里拿出件新衬衣叫我换上，说是表一表乡亲之情。那时日本纺织品奇缺，三年的配给票加在一起才能买一件人造丝衬衣。这礼物是很贵重的。我高兴得再三称谢。是否就在这一阵忙乱中把血型符号掉了，已记不清楚。
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他们说喜多村等三个人，明摆着是国际间谍。同时为德日两个法西斯服务，很可能还和苏联的克格勃有关系！他们请你吃饭，是拉你入伙，你接受了这个邀请，头一天就出卖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连榛子面多少钱一斤都说了！那件衬衣，就是你出卖情报的报酬，你自己也说了，那是件贵重礼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会白送你贵重礼品？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吗？你应当交代你回国后还跟他们有什么联系，拿白布条作联络记号是什么时候约定的？这一次喜多村秀美来找你是什么任务？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麻烦，没兴致细说它。奇怪的是章组长一边要我承认是特务，一边却去陪秀美他们串连，而且连一起吃饭的发票都拿来向我“报销”，说是替我招待了外宾。一个月后他给我送来一张照片：说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给我作纪念的。这张照片也实在妙，确有纪念价值：喜多村秀美穿着红卫兵的假军装，戴着红袖标，高举红宝书作“三忠于”的姿态，日本妇女那副温良恭俭让派头，一个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确已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只是仔细审视，比纯牌红卫兵们眉宇间尚少几分杀气。更妙的是，她还在照片后面题了字：“兄长！祝你继续革命不落伍。”我这里在交代怎样向她出卖情报，她那里却在表示要“三忠于”，已经有点牛唇不对马嘴了，这“特务联络员”竟然鼓励我继续革命，岂不古怪？我问章组长这该怎洋认识？他得意地说：“你看看，经过我们造反派耐心的工作，连她都在毛**革命路线的感召下觉悟了，你还坚持反动立场吗？彻底交代吧！想一想后果！”
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年。“狗打石头人咬狗”的局面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垮台了，比他们上台所用的时间少得多。而在后期，章组长又忙于跟自己老婆离婚和追求一位香港来的打字员，对我放松了追问，这笔糊涂帐终于往“***”头上一推了事。
从牛棚出来之后，在待分配的闲暇中，翻看过时的“参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时小报上，登了一些外国红卫兵武装闹革命的事。其中也有来自日本的消息。我虽不敢和外人议论，可心中颇有怀疑“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法宝。在地窄人密，通讯、交通很现代化的日本，当真也“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一看到秀美那张穿绿军装、举红宝书的照片，我就忧虑：她会不会贸然参加那些扔炸弹、劫飞机之类的事去？会不会碰到什么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岁的父亲又怎么样了？女儿会不会和他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像我们中国许多家庭那样演一出悲喜剧？
我注意阅读来自日本的每一行新闻。可是找不到有关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复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门打来电话，说一个日本来访团体和翻译要见我，问我见不见。我急不可待地问：“是喜多村秀美吗？”
“对！”
“能马上见她吗？”
“马上可不行。她后天才有时间。到时候我们派车来接你吧！”
我答应了。可是这一天我心乱得什么也没干下去，急于想知道她近两年的情况。
从恢复工作以来，为了把我这半残的身体弄硬朗点，我坚持步行上班，起得相当早。早晨路静人稀，常会看到大白天不易见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门打电话来的第二天，是个有雾的清晨。我上班时经过天安门前，走过金水桥旁，听见有个女人的哭声。无意间向哭声起处望了一眼，发现坐在地上的竟是个穿墨绿色连衣裙，头发蓬乱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错路找不到宾馆了？是不是钱包叫人偷走了？虽说忌讳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总还有一点中国公民的责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装不懂日本话。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声：“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女人抬起头，擦擦泪看了我一眼，随即叫了声：“兄长！”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没办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见面总要把我放到个尴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个样，这一次更蹊跷，天刚亮，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外国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简直手足无措了，有点着急地问：“你怎么啦？说你明天才有时间见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这里哭，你疯了？”
“幻灭了。哭我自己，可怜我自己！”
“说明白一点不行吗？”
“还用说吗？”她指指东西长安街说：“红海洋没有了！语录牌没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队伍没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国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顶回去，更可能一个耳光打得她头脑清醒些（我没真打过人，可是在想象中打过人，而且把人打倒了。这种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从我挨章组长的第一个耳光时开始产生的）。
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没想到竟这么轻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轻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简单。”这一句带责备的话，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来问我：“这是你说的吗？我是称呼你兄长的！”
“我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来指责你的！”见她没有说话，我又问：“你在中国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个城市，总共二十天。”
“你在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转到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去：工人，农民，老干部，知识分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你上次来时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问问他们对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态度！你可以从我开始。你上次来时，为了嘱咐你自己分辨章组长的话，我得冒险说日语，现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门前充分阐述我的观点！你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身边还有监视的人吗？”
“唔！章组长？是你那个朋友吧？后来领我们和红卫兵串连的、给我们讲革命道理的那个人？”
“对。”
“我倒想再和他谈谈。听听他的看法。”
“你见不到他了！”
“怎么？被监禁了？”
“监禁他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见不到？”
“他不在国内了。”
“你说什么？”
“他随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时请了一年探亲假。已经两年半了，连信也没来过。”
“世界上有这种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静些了。说九点钟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访问参观，要我送她到宾馆去。路上我问她近年的情况。她说上次回去后，就放弃了学位考试，全力搞革命了。她们一伙人处处打先锋。她自己曾两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监视。而普通的日本群众，却不理解她们，怨她们过左、过激，破坏了斗争的统一部署。她们很苦闷，认为这么干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好方法，想单独组织游击队，准备武装斗争。她们几个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没吃过苦，身体也不强，所以决定先从锻炼身体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体力不支时就集体背语录、背毛**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时，她脚一软从半山上跌了下来，造成脑震荡，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书就头疼。所以出院后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疗养院。一住整整三年。出来时世界变了样子，原来一块准备拉游击队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读书，大都认为那是狂想了。还有几个坚持这条路线的，却转入了地下活动，总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好，所以找机会再到中国来取经。可没想到，中国已成了这样。
过了一会儿，她像想起了什么，站住脚问我：“那位章组长真去香港了？”
“走了两年了。”
她怔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要是真的，我还得大哭一场。”
“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宾馆就知道了。说不定有个奇迹在等着我们呢！”
她拉着我进了宾馆，直奔饭厅。进了饭厅，有许多空位置，她却不坐，领着我到坐满人的几个桌跟前去转悠。转着转着嗓子里“嗯”了一声，领我径直走到靠屏风的一个桌前站住了脚。
那桌上，一个穿米色西装，留长发、大鬓角的男人正专心致志地在切荷包蛋，他感到背后有人在注视他，停下刀叉回过头看看，随即满脸笑容地站起来说：“是喜多村女士吧？怪不得昨天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吃过饭我想来打听一下，您已经走了。”
秀美回过头来向我作个眉眼，那人也把目光转到我身上，这次是放声地笑了：“文学家先生！从报上看，你是很得意了！”他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拈出两张名片，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兄弟这次是代表岳父来谈生意的。请多关照！”
名片上印着：“香港龙风贸易公司驻京代表章德正。”
喜多村秀美涨红了脸问：“这真是您？”
“不会错，不会错。昨天晚上在这儿我们不是碰见过吗，当时您没认出我来，我也没敢认您。”
我拉拉秀美的衣袖说：“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在反胃，还能吃得下饭吗？”她用手当真地捂上嘴，快步跑出了饭厅。
章组长有点失措。我拍拍他的肩说：“吃您的荷包蛋吧。你一向是勇敢的。什么都不在乎，还计较这点小事？”
我把名片插进他兜里，走出饭厅，当真也有点恶心。
秀美正站在大厅的楼梯口。我要说话，她拦住了我。
“再见吧！让我自己去想想。我会把想的结果告诉你的。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不想听任何人的说教了。”
她不等我告别，自己就往楼上走。上了几阶，又转身下来对我说：“这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不能说他不好，可今天看见的这一切，你叫我回去说什么好？”
我说：“你说中国人真不了起。居然把不可一世的‘***’打倒了！把那些骗子、强盗像排脓似地挤出去了。肌体恢复健康了！”
她什么也没说。摆摆手，自己上了楼梯。
我告别了她，赶紧往机关走，我头晕，血压上来了。必须去吃药。
半个月后，她临回国前夕，从上海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是：“我接受你的忠告，观察了许多人，也询问了许多人，结果我否定了自己。并由此又产生了信心……”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因公到日本去。这一年因为倒春寒，樱花开得晚。四月中间到东京，还赶得上去多摩川赏樱花。接待我的朋友陪我去看樱花，并且告诉我，有几个搞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将在多摩川等候我。
从新宿到多摩川，总要走一个多小时吧。汽车一辆接一辆，还要不时停下来交过路费，高速公路实际上速度是不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车的背后跟上来一辆朱红色的丰田王冠小轿车。我行亦行，我止也止，真有点寸步不离的劲头！陪我的朋友回头看看说：“很妙，我们长了尾巴了！”我也回头看看，笑着说：“总不致于是便衣先生吧！”朋友说：“中日是朋友，警视厅对中国朋友倍加保护，出专车警卫的事当然有。可你还不够那个地位呀！”我说：“会是谁呢？”他说：“不论是谁，对你都没威胁，只有一家除外。”我问：“哪一家？”他吞吞吐吐地说：“手举语录本，把你们看作背叛革命的人，在日本是有的。不过你放心，对他们来说，你的目标也还小了点！”
到了多摩川，几个老朋友聚在入口处外边等我。寒暄的时候，有人说：“还有一位要见你的人，不知为什么迟到了！”
我还莫名其妙，那辆朱红色小车拐了个急弯，吱地一声停了下来。前车窗探出个女人的头说：“我陪客人一起来了！保护着他来的！”
大家喊她：“调皮鬼，快下来！”
她却把车开走了。开到老远的停车场停放好，才飞也似地跑来。因为穿了身粉色西装，头发又剪得很短，所以摘下太阳镜后，竟显着比上次见面时还年轻了。
“秀美！”我板着脸说，“我一到东京就提出要去岩国看你们一家。你知道我来，不来照面，反而跟我的踪！”
“叫你尝尝日本红卫兵的厉害！”她哈哈笑着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半天，对大家说：“他是我的哥哥，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愕然了。问她出于什么典故？
“你问他：我爸爸差一点把遗产交给他！幸亏他想家，回国了，不然这世界上有没有喜多村秀美还说不定！”
大家又纷纷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向章组长们交代的事又交代了一遍。他们说：“写下来，写下来，一篇好小说呢！”
多摩川满城樱花。各种肤色的孩子们，乘着悬空翻转的游戏列车，在半空中发出又害怕又高兴的尖叫声。那条仿照江户时代旧貌重建的小街上，一片熙攘。人们在围观武道馆里武士们的剑法表演。
我拉秀美慢走两步，落在人群后边，问她：“你早就知道我来了？”
“我是日中友好运动的中坚分子，当然知道。”
“你在干什么？”
“温习功课，准备重上大学，应付学士入学试验。”
“重回书斋了？”
“不。为了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去学德文。我体会出一条真理：革命者，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不能指望别人给你开一条现成的路！革命是关系到几亿人的命运，要讲科学，要作刻苦的研究、实验。光凭浪漫主义走不通。”
“你爸爸同意了？”
“爸爸死了。”
我一下呆住了。几十年没有见面的机会，现在有了却见不到了。我心里很难过，问她：“你靠什么生活？”
“我丈夫管理着爸爸的饭馆。”
“你结婚了？”
“我妈不愿作生意，我又不会干。不结婚怎么办？吃什么？”
“你丈夫原来作什么？”
“我们是当初红卫兵的同志。可他现在的兴趣转到搞事业上去了。我们两人分了工，他作生意，我探求真理。他得来的生活资料和我得来的精神收获两人同享，共同为日本革命奋斗！”
我哈哈大笑。她也陪着我笑。前边的朋友听到笑声向我们招，责问我们：“你们兄妹见了面，只顾说私房话，把我们作朋友的扔在一边，太失礼了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北京
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喜多村秀美，不见她！”
专政组长叫章德正，习惯性地把个舌头从嘴角舔出来，斜着眼看我说：“你隐瞒了海外关系，现在暴露了，想不认这壶酒钱吗？拿我们当‘老憨’吗？不行！必须见。为了对你负责，我陪你去。记住，就说我是你的朋友！”
在宾馆会客室里，我见到一个身材苗条，穿玫瑰色裙，洁白上衣的姑娘。脸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来就仿佛全身都闪出了光彩，把周围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带山东口音的汉语说：“爸爸叫我务必来看看您。他说我可以称呼你哥哥！”
“您父亲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对不起！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书本内夹着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递给我。章组长立即伸长脖子凑近来看。布面上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还有“O型”两个字，墨色已经淡了。
我压制住激动。面对秀美、而实际却是说给章组长听的：
“如果没记错，这是我当华工时佩带的血型符号。可是请原谅，我仍想不起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么关系？”
“您和他在岩国一个小食堂见过面。在场的还有孙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衬衫，你换衬衫时把这个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像是有过这么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时我还没出生。爸爸和妈妈是在那以后才结婚的。”
模糊的记忆开始清楚了一点。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问她爸爸身体情况怎样？她说她爸爸中风了，半身不遂，终日躺在床上，妈妈很健康。
“你在上大学吗？”
“学法文，也学英文，还自学了中文。本来想考语言学位的，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我想革命。”
“于革命就不需要学问吗？”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着我的后脖梗，这时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国来是取革命经的。你倒向人家贩卖资产阶级的知识至上论。什么学问？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阶级斗争！”又对秀美说：“我看你只要学会中文，能读‘红宝书’，就够用一辈子的了！姑娘，我赞成你一心闹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要决心打出世界一片红！”
我本以为这些话会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没料到她竟十分赞赏，点着头连连称是。她说她早就不满意日本那个腐朽的社会了。人们一心追求物质享受，从而成了物质的奴隶。青年人给毁了，不是不顾一切地学习谋生手段，就是看破红尘、醉心于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负、人类的理想都在物质世界面前褪了色。一些读过革命文艺书籍的青年，不满意这个状况，立志改造日本的社会，要恢复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种政党提出的各种政纲，她认为都是荒谬的，不是欺骗就是吃语……
“很简单！”章组长把手一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方向路线问题，毛**早就制定好了，就看你们干不干！当然我们只能帮忙、不能代替，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嘛。”
我疑心对一个日本青年说这些话是否得体，但又无权阻止他。只好说：“章组长说的是中国的道理，日本的事怎么办，当然只有你们才最懂得……”
章组长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话给堵住了：
“毛**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时秀美的几个同伴也到会客室来了。从她们的神色和笑声中，我看出她们都是赞同章组长的宏论的。她们叫秀美当翻译，热烈地和章组长交谈起来。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后来，她们又请他签名。他答应领她们去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参观访问。只是在我告辞的时候，秀美才急忙回到卧室取了一个包袱来给我，说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广播中听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怀疑是不是我，后又担心我的安全怎么样，所以要她打听一下我的地址，务必来看我。
“看见你安全，我们放心了，希望你继续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问我：“章先生说的话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论家吧？对我们很有教益。”我说：“话都是书本上印着的。不会不对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况，你要自己考虑。”章组长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怀疑这两句日文的内容。
“我告诉她，你讲的全是书上印着的。不会错！”
秀美笑着点点头，章组长这才不无怀疑地和我一同告辞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组长“交公”了。他打开来看，见是一只脱胎漆的花瓶和一张名片，便鼻子里哼着说：“不送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没给我。但我看了一眼，地点是岩国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章组长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审查。并召开了第一次复审批斗会。
批斗会一开始，先由章组长介绍我在外国人面前散布“资产阶级知识至上论”和他打退妖风、宣传毛**革命路线，并取得彻底胜利的经过。随后就要我老实交代隐瞒了的重大海外关系，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么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个小城镇作童工。我推着车去医院给住院的工友送饭。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叶堂饭铺的门廊里避雨。那是日本战败的前夕，饭铺里除了豆腐渣已没什么东西可卖，上班时间，又下着雨，客人是极少的。可是一个侍者却过来撵我。我说：“我避避雨就走，这有什么妨碍呢？”他就用日本人专骂中国人的下流话骂我。我和他吵了起来。这时从饭厅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一身旧西装，戴一顶战斗帽，听我们争吵了几句，就拿出一点小费，把侍者支走了。他轻声问我：“你是中国人？”我说：“是的。怎么样？”他沉吟了一下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请你吃杯酒好吗？”我说：“我没工夫，还要去医院宋饭呢！”他说：“那回来时总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说：“回来时再龛吧！”我根本没打算他会真请我。说完，看看雨小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推着车走了。送饭回来，还没到落叶堂门口，那个撵我的侍者就迎了出来。满面堆笑地说：“刚才冲撞了您，很对不起老板请您去坐一坐。他已经等候很久了。”说着抢过车把，把车推进饭铺。
饭厅里很冷清，只有一个朝鲜老太太在弯着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领我穿过饭厅和后院，来到三间日本式居室门前，报告说：“客人到了。”居室的门拉开，那个四十多岁的人和一个穿和服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就迎了出来，一边说“请！请！”一边把我让进屋内。“榻榻米”上放了圆桌，摆了满满一盘炸鱼、几盘小菜，还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来我是满不在乎的，这一下可害怕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喝酒？要是酒里下了蒙汗药怎么办？会不会骗你喝醉了酒，然后让你在他们的卖身契约上捺上手印啊？所有听过的凶险故事一下全在脑子里记了起来。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岁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说：“请随便！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问：“自己人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穿和服的老头把嘴凑到我耳边说：“我们俩也是中国人，想跟你打听点家乡的情况。”他用的是纯粹山东半岛的乡音。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后，他们一边向我劝酒，一边打听中国的种种情形。问得详细而凌乱：日本到底都占了哪些地方？棒子面多少钱一斤？女人还裹脚吗？八路军到底是不是都会飞……我一一地述说着、解释着。他们不断发出一半中国话、一半日本腔的感叹声：“这样子嘎？”“想不到呐！”“欧谋西娄枯哪！”
轮到我问他们的来历了。他们俩就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而又十分热情地向我叙说：他们有只个伙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山东去法国当劳工的。大战结束，他们就失了业。回国呢，无房无地，逃不出一个饿字。听说德国战败后很缺劳动力，二人就把得的纪念章、奖章卖了作路费，到了德国。到了那里才知道，招人的地方虽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苏联搞武装干涉的雇佣军。管他是军是工，不是管饭吗？管饭就去！他们就穿上军装到了苏联。和红军接了两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个人就商量：“咱们是卖力来的，又不是卖命来的。冒这个险干啥？听说红军对俘虏不错，干脆投降算了。哪里不是混饭吃？”在法国他们就听说过，红军是为工人阶级打仗的。三人钻出战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红军那一边。红军听说是中国人，十分优待，没让他们进俘虏营，把他们直接编进西伯利亚兵团跟日本军去作战。可是不凑巧，西伯利亚兵团打了败仗。一个伙伴受了伤，两个伙伴抬着他。三个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虏，押送到日本四国岛上去。战争结束后，要遣返战俘。俄国人全送走了，因为他们不是俄国公民，就只好在日本留了下来。这三人除了老孙念过几年私塾，那两人全不认字。想进工厂当工人也不够格。幸亏三人前后当过四个国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个始终在伙房打下手，学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艺，就拿遣散费，摆个小摊卖起街头西餐来。卖了几年，多少攒下点钱，把饭摊搬进屋子，算是有个店面。有了钱，三个人也就有了矛盾，干厨师的那一位总觉着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个大使馆当厨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孙，两人觉得决不能再分开，就抱着团活下来。靠了省吃俭用，官面上打点得周到，买卖兴旺了一阵，就在这个小城又开了个分号。平时老李在这坐镇，隔三差五老孙也来瞧瞧，两人都没家口，在财产上、收入上也就不分，你谦我让，过得相当和气。眼下因为战争生意冷清了，只是对付着过日子。
我问：“你们不想回国了吗？”
他俩互相看了看。老孙低下头，擦了下眼说：“回去我们没有饭碗。在这儿混吧！哪块黄土不埋人呢？”
尽管给病友送饭占用的是我休息的时间，回去太晚也要挨打，说到这儿我就匆匆告别了。但从此以后，一有机会我就到落叶堂来小坐一会儿。旧历年，工厂放了两天假，并准许外出两小时，我又去了，恰好老孙也在，正在吃年酒。他们就留我吃酒。吃过几杯后，老李亲热地对我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我攀个大辈，叫你声侄子，今天我对老侄说句体己话，要不合适你也别在意，我不知你家乡还有老人没有，也不知跟工厂订的是活合同还是死契？如果家乡还有老人，又订的活合同就算作罢。如果没有牵挂了，想在日本这地方混呢，我想把你从工厂赎出来。咱们合到一起过。你有个落脚处，我老了也有个依靠。也免得我两眼一闭，挣下点家当全便宜了外国人。”
我告诉他我家中还有一家人。工厂订的是两年合同。期满送我回国。虽不能遵命，对他的厚意还是感激的。
他们俩便用日语议论起来。我日语说不好，听还是能听懂大半。听老孙劝老李说：“不要三心二意了，就把那个女人娶下吧！入赘就入赘，改籍就改籍，姓丈人姓就姓丈人姓。成家立业是正经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老孙大几岁，指望你照顾我；你老李老了，谁照顾你呢！”
他俩议论一阵，又劝我一杯酒。老李从衣柜里拿出件新衬衣叫我换上，说是表一表乡亲之情。那时日本纺织品奇缺，三年的配给票加在一起才能买一件人造丝衬衣。这礼物是很贵重的。我高兴得再三称谢。是否就在这一阵忙乱中把血型符号掉了，已记不清楚。
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他们说喜多村等三个人，明摆着是国际间谍。同时为德日两个法西斯服务，很可能还和苏联的克格勃有关系！他们请你吃饭，是拉你入伙，你接受了这个邀请，头一天就出卖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连榛子面多少钱一斤都说了！那件衬衣，就是你出卖情报的报酬，你自己也说了，那是件贵重礼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会白送你贵重礼品？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吗？你应当交代你回国后还跟他们有什么联系，拿白布条作联络记号是什么时候约定的？这一次喜多村秀美来找你是什么任务？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麻烦，没兴致细说它。奇怪的是章组长一边要我承认是特务，一边却去陪秀美他们串连，而且连一起吃饭的发票都拿来向我“报销”，说是替我招待了外宾。一个月后他给我送来一张照片：说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给我作纪念的。这张照片也实在妙，确有纪念价值：喜多村秀美穿着红卫兵的假军装，戴着红袖标，高举红宝书作“三忠于”的姿态，日本妇女那副温良恭俭让派头，一个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确已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只是仔细审视，比纯牌红卫兵们眉宇间尚少几分杀气。更妙的是，她还在照片后面题了字：“兄长！祝你继续革命不落伍。”我这里在交代怎样向她出卖情报，她那里却在表示要“三忠于”，已经有点牛唇不对马嘴了，这“特务联络员”竟然鼓励我继续革命，岂不古怪？我问章组长这该怎洋认识？他得意地说：“你看看，经过我们造反派耐心的工作，连她都在毛**革命路线的感召下觉悟了，你还坚持反动立场吗？彻底交代吧！想一想后果！”
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年。“狗打石头人咬狗”的局面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垮台了，比他们上台所用的时间少得多。而在后期，章组长又忙于跟自己老婆离婚和追求一位香港来的打字员，对我放松了追问，这笔糊涂帐终于往“***”头上一推了事。
从牛棚出来之后，在待分配的闲暇中，翻看过时的“参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时小报上，登了一些外国红卫兵武装闹革命的事。其中也有来自日本的消息。我虽不敢和外人议论，可心中颇有怀疑“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法宝。在地窄人密，通讯、交通很现代化的日本，当真也“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一看到秀美那张穿绿军装、举红宝书的照片，我就忧虑：她会不会贸然参加那些扔炸弹、劫飞机之类的事去？会不会碰到什么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岁的父亲又怎么样了？女儿会不会和他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像我们中国许多家庭那样演一出悲喜剧？
我注意阅读来自日本的每一行新闻。可是找不到有关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复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门打来电话，说一个日本来访团体和翻译要见我，问我见不见。我急不可待地问：“是喜多村秀美吗？”
“对！”
“能马上见她吗？”
“马上可不行。她后天才有时间。到时候我们派车来接你吧！”
我答应了。可是这一天我心乱得什么也没干下去，急于想知道她近两年的情况。
从恢复工作以来，为了把我这半残的身体弄硬朗点，我坚持步行上班，起得相当早。早晨路静人稀，常会看到大白天不易见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门打电话来的第二天，是个有雾的清晨。我上班时经过天安门前，走过金水桥旁，听见有个女人的哭声。无意间向哭声起处望了一眼，发现坐在地上的竟是个穿墨绿色连衣裙，头发蓬乱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错路找不到宾馆了？是不是钱包叫人偷走了？虽说忌讳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总还有一点中国公民的责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装不懂日本话。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声：“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女人抬起头，擦擦泪看了我一眼，随即叫了声：“兄长！”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没办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见面总要把我放到个尴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个样，这一次更蹊跷，天刚亮，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外国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简直手足无措了，有点着急地问：“你怎么啦？说你明天才有时间见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这里哭，你疯了？”
“幻灭了。哭我自己，可怜我自己！”
“说明白一点不行吗？”
“还用说吗？”她指指东西长安街说：“红海洋没有了！语录牌没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队伍没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国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顶回去，更可能一个耳光打得她头脑清醒些（我没真打过人，可是在想象中打过人，而且把人打倒了。这种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从我挨章组长的第一个耳光时开始产生的）。
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没想到竟这么轻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轻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简单。”这一句带责备的话，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来问我：“这是你说的吗？我是称呼你兄长的！”
“我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来指责你的！”见她没有说话，我又问：“你在中国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个城市，总共二十天。”
“你在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转到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去：工人，农民，老干部，知识分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你上次来时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问问他们对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态度！你可以从我开始。你上次来时，为了嘱咐你自己分辨章组长的话，我得冒险说日语，现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门前充分阐述我的观点！你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身边还有监视的人吗？”
“唔！章组长？是你那个朋友吧？后来领我们和红卫兵串连的、给我们讲革命道理的那个人？”
“对。”
“我倒想再和他谈谈。听听他的看法。”
“你见不到他了！”
“怎么？被监禁了？”
“监禁他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见不到？”
“他不在国内了。”
“你说什么？”
“他随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时请了一年探亲假。已经两年半了，连信也没来过。”
“世界上有这种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静些了。说九点钟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访问参观，要我送她到宾馆去。路上我问她近年的情况。她说上次回去后，就放弃了学位考试，全力搞革命了。她们一伙人处处打先锋。她自己曾两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监视。而普通的日本群众，却不理解她们，怨她们过左、过激，破坏了斗争的统一部署。她们很苦闷，认为这么干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好方法，想单独组织游击队，准备武装斗争。她们几个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没吃过苦，身体也不强，所以决定先从锻炼身体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体力不支时就集体背语录、背毛**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时，她脚一软从半山上跌了下来，造成脑震荡，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书就头疼。所以出院后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疗养院。一住整整三年。出来时世界变了样子，原来一块准备拉游击队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读书，大都认为那是狂想了。还有几个坚持这条路线的，却转入了地下活动，总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好，所以找机会再到中国来取经。可没想到，中国已成了这样。
过了一会儿，她像想起了什么，站住脚问我：“那位章组长真去香港了？”
“走了两年了。”
她怔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要是真的，我还得大哭一场。”
“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宾馆就知道了。说不定有个奇迹在等着我们呢！”
她拉着我进了宾馆，直奔饭厅。进了饭厅，有许多空位置，她却不坐，领着我到坐满人的几个桌跟前去转悠。转着转着嗓子里“嗯”了一声，领我径直走到靠屏风的一个桌前站住了脚。
那桌上，一个穿米色西装，留长发、大鬓角的男人正专心致志地在切荷包蛋，他感到背后有人在注视他，停下刀叉回过头看看，随即满脸笑容地站起来说：“是喜多村女士吧？怪不得昨天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吃过饭我想来打听一下，您已经走了。”
秀美回过头来向我作个眉眼，那人也把目光转到我身上，这次是放声地笑了：“文学家先生！从报上看，你是很得意了！”他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拈出两张名片，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兄弟这次是代表岳父来谈生意的。请多关照！”
名片上印着：“香港龙风贸易公司驻京代表章德正。”
喜多村秀美涨红了脸问：“这真是您？”
“不会错，不会错。昨天晚上在这儿我们不是碰见过吗，当时您没认出我来，我也没敢认您。”
我拉拉秀美的衣袖说：“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在反胃，还能吃得下饭吗？”她用手当真地捂上嘴，快步跑出了饭厅。
章组长有点失措。我拍拍他的肩说：“吃您的荷包蛋吧。你一向是勇敢的。什么都不在乎，还计较这点小事？”
我把名片插进他兜里，走出饭厅，当真也有点恶心。
秀美正站在大厅的楼梯口。我要说话，她拦住了我。
“再见吧！让我自己去想想。我会把想的结果告诉你的。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不想听任何人的说教了。”
她不等我告别，自己就往楼上走。上了几阶，又转身下来对我说：“这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不能说他不好，可今天看见的这一切，你叫我回去说什么好？”
我说：“你说中国人真不了起。居然把不可一世的‘***’打倒了！把那些骗子、强盗像排脓似地挤出去了。肌体恢复健康了！”
她什么也没说。摆摆手，自己上了楼梯。
我告别了她，赶紧往机关走，我头晕，血压上来了。必须去吃药。
半个月后，她临回国前夕，从上海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是：“我接受你的忠告，观察了许多人，也询问了许多人，结果我否定了自己。并由此又产生了信心……”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因公到日本去。这一年因为倒春寒，樱花开得晚。四月中间到东京，还赶得上去多摩川赏樱花。接待我的朋友陪我去看樱花，并且告诉我，有几个搞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将在多摩川等候我。
从新宿到多摩川，总要走一个多小时吧。汽车一辆接一辆，还要不时停下来交过路费，高速公路实际上速度是不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车的背后跟上来一辆朱红色的丰田王冠小轿车。我行亦行，我止也止，真有点寸步不离的劲头！陪我的朋友回头看看说：“很妙，我们长了尾巴了！”我也回头看看，笑着说：“总不致于是便衣先生吧！”朋友说：“中日是朋友，警视厅对中国朋友倍加保护，出专车警卫的事当然有。可你还不够那个地位呀！”我说：“会是谁呢？”他说：“不论是谁，对你都没威胁，只有一家除外。”我问：“哪一家？”他吞吞吐吐地说：“手举语录本，把你们看作背叛革命的人，在日本是有的。不过你放心，对他们来说，你的目标也还小了点！”
到了多摩川，几个老朋友聚在入口处外边等我。寒暄的时候，有人说：“还有一位要见你的人，不知为什么迟到了！”
我还莫名其妙，那辆朱红色小车拐了个急弯，吱地一声停了下来。前车窗探出个女人的头说：“我陪客人一起来了！保护着他来的！”
大家喊她：“调皮鬼，快下来！”
她却把车开走了。开到老远的停车场停放好，才飞也似地跑来。因为穿了身粉色西装，头发又剪得很短，所以摘下太阳镜后，竟显着比上次见面时还年轻了。
“秀美！”我板着脸说，“我一到东京就提出要去岩国看你们一家。你知道我来，不来照面，反而跟我的踪！”
“叫你尝尝日本红卫兵的厉害！”她哈哈笑着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半天，对大家说：“他是我的哥哥，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愕然了。问她出于什么典故？
“你问他：我爸爸差一点把遗产交给他！幸亏他想家，回国了，不然这世界上有没有喜多村秀美还说不定！”
大家又纷纷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向章组长们交代的事又交代了一遍。他们说：“写下来，写下来，一篇好小说呢！”
多摩川满城樱花。各种肤色的孩子们，乘着悬空翻转的游戏列车，在半空中发出又害怕又高兴的尖叫声。那条仿照江户时代旧貌重建的小街上，一片熙攘。人们在围观武道馆里武士们的剑法表演。
我拉秀美慢走两步，落在人群后边，问她：“你早就知道我来了？”
“我是日中友好运动的中坚分子，当然知道。”
“你在干什么？”
“温习功课，准备重上大学，应付学士入学试验。”
“重回书斋了？”
“不。为了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去学德文。我体会出一条真理：革命者，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不能指望别人给你开一条现成的路！革命是关系到几亿人的命运，要讲科学，要作刻苦的研究、实验。光凭浪漫主义走不通。”
“你爸爸同意了？”
“爸爸死了。”
我一下呆住了。几十年没有见面的机会，现在有了却见不到了。我心里很难过，问她：“你靠什么生活？”
“我丈夫管理着爸爸的饭馆。”
“你结婚了？”
“我妈不愿作生意，我又不会干。不结婚怎么办？吃什么？”
“你丈夫原来作什么？”
“我们是当初红卫兵的同志。可他现在的兴趣转到搞事业上去了。我们两人分了工，他作生意，我探求真理。他得来的生活资料和我得来的精神收获两人同享，共同为日本革命奋斗！”
我哈哈大笑。她也陪着我笑。前边的朋友听到笑声向我们招，责问我们：“你们兄妹见了面，只顾说私房话，把我们作朋友的扔在一边，太失礼了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