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艺术论》（蒲氏）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
Geo
g Vale
ti
ovitch Plekha
ov（1857—1918）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同人，日俄战争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则至于称为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宝库，无论为仇为友，读者很多。在治文艺的人尤当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如开首述对于唯物论底文艺批评的见解及其任务；次述这方法虽然或被恶用，但不能作为反对的理由；中间据西欧文艺历史，说明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临末说要宣传主义，必须豫先懂得这主义，而文艺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都是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
评论蒲力汗诺夫的书，日本新近译有一本雅各武莱夫的著作；中国则先有一篇很好的瓦勒夫松的短论，译附在《苏俄的文艺论战》中。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夜，译者附记。
《十月》
后记
作者的名姓，如果写全，是Aleksa
d
Stepa
ovitch 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义云“斯台班的儿子”；第三字才是姓。自传上不记所写的年月，但这最先载在理定所编的《文学底俄罗斯》（Vladimi
Lidi
Lite
atu
a－ya Russiya）第一卷上，于一九二四年出版，那么，至迟是这一年所写的了。一九二八年在墨斯科印行的《作家传》（Pisateli）中，雅各武莱夫的自传也还是这一篇，但增添了著作目录：从一九二三至二八年，已出版的计二十五种。
俄国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因为物质的缺乏和生活的艰难，在文艺也是受难的时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经济政策，文艺界遂又活泼起来。这时成绩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杂志《赤色新地》所拥护，而托罗兹基首先给以一个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同路人’们的出现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将‘绥拉比翁的弟兄’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里的第一回会议，算进里面去。（中略。）在本质上，这团体在直接底的意义上是并没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倾向的。结合着‘弟兄’们者，是关于自由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是怎样的东西，凡有计划，他们都是反对者。倘要说他们也有了纲领，那么，那就在一切纲领的否定。将这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Zoshche
－ko）：‘从党员的见地来看，我是没有主义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来讲自己，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又不是帝政主义者。我只是俄罗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体的规模上，布尔塞维克于我最相近。我也赞成和布尔塞维克们来施行布尔塞维主义。（中略）我爱那农民的俄罗斯。’“一切‘弟兄’的纲领，那本质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用或种形式，表现对于革命的无政府底的，乃至巴尔底山（袭击队）底的要素（Mome
t）的同情，以及对于革命的组织底计划底建设底的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态度。”（P．S．Koga
《伟大的十年的文学》第四章。）《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莱夫，便是这“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中的一个。
但是，如这团体的名称所显示，虽然取霍夫曼（Th．A．Hoffma
）的小说之名，而其取义，却并非以绥拉比翁为师，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们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态度。所以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内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现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诺夫（Vsevolod Iva
ov）和毕力涅克（Bo
is pil
iak），先前就都是这团体中的一分子。
至于雅各武莱夫，则艺术的基调，全在博爱与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时竟至于佩服教会。他以农民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们才将全世界连结于友爱的精神。将这见解具体化了的，是短篇小说《农夫》，其中描写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我曾将这译载在去年的《大众文艺》上，但正只为这一个题目和作者的国籍，连广告也被上海的报馆所拒绝，作者的高洁的空想，至少在中国的有些处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来夫（L．A
d
eev）的《老屋》来。较为平静而勇敢的倒是那些无名的水兵和兵士们，但他们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训练。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华西理）的主观，来述十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的清新的，虽然临末的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底的氛围气。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
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A．Fadeev）的《溃灭》在。
他的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曾经和他会面，写了一点“印象”，可以略略窥见他之为人：
“最初，我和他是在‘赫尔岑之家’里会见的，但既在许多人们之中，雅各武莱夫又不是会出锋头的性质的人，所以没有多说话。第二回会面是在理定的家里。从此以后，我便喜欢他了。
“他在自叙传上写着：父亲是染色工，父家的亲属都是农奴，母家的亲属是伏尔迦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的。会面了一看，诚然，他给人以生于大俄罗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朴’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里的，但又不流于粗豪，平静镇定，是一个连大声也不发的典型底的‘以农奴为祖先的现代俄罗斯的新的知识者’。
“一看那以墨斯科的十月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十月》，大约就不妨说，他的一切作品，是叙述着他所生长的伏尔迦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会底，以及经济底的特色的。
“听说雅各武莱夫每天早上五点钟光景便起床，清洁了身体，静静地诵过经文之后，这才动手来创作。睡早觉，是向来几乎算了一种俄国的知识阶级，尤其是文学者的资格的，然而他却是非常改变了的人。记得在理定的家里，他也没有喝一点酒。”（《新兴文学》第五号1928。）他的父亲的职业，我所译的《自传》据日本尾濑敬止的《文艺战线》所载重译，是“油漆匠”，这里却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罗马字拼起音来，是“Ochez Mal’Ya
”，我不知道谁算译的正确。
这书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译，前年，东京南宋书院出版，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的第四篇。达夫先生去年编《大众文艺》，征集稿件，便译了几章，登在那上面，后来他中止编辑，我也就中止翻译了。直到今年夏末，这才在一间玻璃门的房子里，将它译完。其时曹靖华君寄给我一本原文，是《罗曼杂志》（Roma
Gazeta）之一，但我没有比照的学力，只将日译本上所无的每章标题添上，分章之处，也照原本改正，眉目总算较为清楚了。
还有一点赘语：
第一，这一本小说并非普罗列泰利亚底的作品。在苏联先前并未禁止，现在也还在通行，所以我们的大学教授拾了侨俄的唾余，说那边在用马克斯学说掂斤估两，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夸张的，其实倒是他们要将这作为口实，自己来掂斤估两。有些“象牙塔”里的文学家于这些话偏会听到，弄得脸色发白，再来遥发宣言，也实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国还有一个雅各武莱夫，作《蒲力汗诺夫论》的，是列宁格勒国立艺术大学的助教，马克斯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姓氏虽同，却并非这《十月》的作者。此外，姓雅各武莱夫的，自然还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珂干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所谓‘同路人’们的文学，和这（无产者文学），是成就了另一条路了。他们是从文学向生活去的，从那有自立底的价值的技术出发。他们首先第一，将革命看作艺术作品的题材。他们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倾向性的敌人，并且想定了与这倾向之如何，并无关系的作家们的自由的共和国。其实，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是终于也不能不拉进在一切战线上，沸腾着的斗争里面去了的，于是就参加了斗争。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将终，从革命底实生活进向文学的无产者作家，与从文学进向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两相合流，在十年之终，而有形成苏维埃作家联盟，使一切团体，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图，来作纪念，这是毫不足异的。”
关于“同路人”文学的过去，以及现在全般的状况，我想，这就说得很简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0年八月三十日，译者。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同是这一位作者的“非革命”的短篇《农夫》，听说就因为题目违碍，连广告都被大报馆拒绝了。这回再来译他一种中篇，观念比那《农夫》是前进一点，但还是“非革命”的，我想，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能写的写：真实。
我译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没落，也非鼓吹别人革命，不过给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种一时的稗史，这是可以请有产无产文学家们大家放心的。
我所用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译者识。
《毁灭》
后记
要用三百页上下的书，来描写一百五十个真正的大众，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尽。本书作者的简炼的方法，是从中选出代表来。
三个小队长。农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矿工的代表是图皤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点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张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师之后，十字架的银链子会在他的腰带上，临行喝得烂醉，对队员自谦为“猪一般的东西”。农民出身的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敌地，只坐在丛莽里吸烟卷，以待可以回去的时候的到来。矿工木罗式加给以批评道——
“我和他们合不来，那些农人们，和他们合不来。……
小气，阴气，没有胆——毫无例外……都这样！自己是什么也没有。简直像扫过的一样！……”（第二部之第五章）
图皤夫们可是大不相同了，规律既严，逃兵极少，因为他们不像农民，生根在土地上。虽然曾经散宿各处，召集时到得最晚，但后来却“只有图皤夫的小队，是完全集合在一气”了。重伤者弗洛罗夫临死时，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类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矿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农民的木罗式加，缺点却正属不少，偷瓜酗酒，既如流氓，而苦闷懊恼的时候，则又颇近于美谛克了。然而并不自觉。工兵刚卡连珂说——
“从我们的无论谁，人如果掘下去，在各人里，都会发见农民的，在各人里。总之，属于这边的什么，至多也不过没有穿草鞋……”（二之五）
就将他所鄙薄的别人的坏处，指给他就是自己的坏处，以人为鉴，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至少在农工相轻的时候，是极有意义的。然而木罗式加后来去作斥候，终于与美谛克不同，殉了他的职守了。
关于牧人美迭里札写得并不多。有他的果断，马术，以及临死的英雄底的行为。牧人出身的队员，也没有写。另有一个宽袍大袖的细脖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时代和这牧童的成人以后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那论法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是一个不够格的，不中用的队员……我实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和谁也合不来，谁也不帮助我，但这是我的错处么？我用了直心肠对人，但我所遇见的却是粗暴，对于我的玩笑，揶揄……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强些，人们就会听我，怕我的，因为在这里，谁也只向着这件事，谁也只想着这件事，就是装满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于这样地感到，假使他们万一在明天为科尔却克所带领，他们便会和现在一样地服侍他，和现在一样地法外的凶残地对人，然而我不能这样，简直不能这样……”（二之五）
这其实就是美谛克入队和逃走之际，都曾说过的“无论在那里做事，全都一样”论，这时却以为大恶，归之别人了。
此外解剖，深切者尚多，从开始以至终篇，随时可见。然而美谛克却有时也自觉着这缺点的，当他和巴克拉诺夫同去侦察日本军，在路上扳谈了一些话之后——
“美谛克用了突然的热心，开始来说明巴克拉诺夫的不进高中学校，并不算坏事情，倒是好。他在无意中，想使巴克拉诺夫相信自己虽然无教育，却是怎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但巴克拉诺夫却不能在自己的无教育之中，看见这样的价值，美谛克的更加复杂的判断，也就全然不能为他所领会了。他们之间，于是并不发生心心相印的交谈。两人策了马，在长久的沉默中开快步前进。”
（二之二）
但还有一个专门学校学生企什，他的自己不行，别人更不行的论法，是和美谛克一样的——
“自然，我是生病，负伤的人，我是不耐烦做那样麻烦的工作的，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该不会比小子还要坏——这无须夸口来说……”（二之一）
然而比美谛克更善于避免劳作，更善于追逐女人，也更苛于衡量人物了——
“唔，然而他（莱奋生）也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学问的人呵，单是狡猾罢了。就在想将我们当作踏脚，来挣自己的地位。自然，您总以为他是很有勇气，很有才能的队长罢。哼，岂有此理！——都是我们自己幻想的！
……”（同上）
这两人一相比较，便觉得美谛克还有纯厚的地方。弗理契《代序》中谓作者连写美谛克，也令人感到有些爱护之处者，大约就为此。
莱奋生对于美谛克一流人物的感想，是这样的——
“只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地面上，几万万人从太古以来，活在宽缓的怠惰的太阳下，住在污秽和穷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恶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这样的地面上，这穷愚的部分中，才也能生长这种懒惰的，没志气的人物，这不结子的空花……”（二之五）
但莱奋生本人，也正是一个知识分子——袭击队中的最有教养的人。本书里面只说起他先前是一个瘦弱的犹太小孩，曾经帮了他那终生梦想发财的父亲卖旧货，幼年时候，因为照相，要他凝视照相镜，人们曾诓骗他说将有小鸟从中飞出，然而终于没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这一类的欺人之谈，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但大抵已经不能回忆，因为个人的私事，已为被称为“先驱者莱奋生的莱奋生”的历年积下的层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为“先驱者”的由来，却可以确切地指出——
“在克服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穷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义，倘若他那里没有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莱奋生便是一个别的人了。但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同上）
这就使莱奋生必然底地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人们也以为他除了来做队长之外，更无适宜的位置了。但莱奋生深信着——
“驱使着这些人们者，决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将所忍耐着的一切，连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然而这本能之生活于人们中，是藏在他们的细小，平常的要求和顾虑下面的，这因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缘故。看起来，这些人们就好像担任些平常的，细小的杂务，感觉自己的弱小，而将自己的最大的顾虑，则委之较强的人们似的。”（二之三）
莱奋生以“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他就于审慎周详之外，还必须自专谋画，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要施行权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其时是——
“大家都在怀着尊敬和恐怖对他看，——却没有同情。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居部队之上的敌对底的力，但他已经觉悟，竟要向那边去，——他确信他的力是正当的。”（同上）
然而莱奋生不但有时动摇，有时失措，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突围之际，他还是因为受了巴克拉诺夫的暗示。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静待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者，其实就为了惩于世间有这样的事实。美谛克初到农民队的夏勒图巴部下去的时候，也曾感到这一种幻灭的——
“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
但作者即刻给以说明道——
“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
（同上）
然而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的。例如美谛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转变，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颓唐，终至于无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赏鉴自己的孤独了。莱奋生却不这样，他恐怕偶然也有这样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于莱奋生自己和美谛克相比较之际，曾漏出他极有意义的消息来——
“但是，我有时也曾是这样，或者相像么？
“不，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比他坚实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二之五）
以上是译完复看之后，留存下来的印象。遗漏的可说之点，自然还很不少的。因为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更举其较大者，则有以寥寥数语，评论日本军的战术云——
“他们从这田庄进向那田庄，一步一步都安排稳妥，侧面布置着绵密的警备，伴着长久的停止，慢慢地进行。
在他们的动作的铁一般固执之中，虽然慢，却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计算的，然而同时是盲目底的力量。”（二之二）
而和他们对抗的莱奋生的战术，则在他训练部队时叙述出来——
“他总是不多说话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钝又强的钉，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执拗地敲着一个处所。”
（一之九）
于是他在部队毁灭之后，一出森林，便看见打麦场上的远人，要使他们很快地和他变成一气了。
作者法捷耶夫（Alexa
d
Alexa
d
ovitch Fadeev）的事迹，除《自传》中所有的之外，我一无所知。仅由英文译文《毁灭》的小序中，知道他现在是无产者作家联盟的裁决团体的一员。
又，他的罗曼小说《乌兑格之最后》，已经完成，日本将有译本。
这一本书，原名《Razg
om》，义云“破灭”，或“溃散”，藏原惟人译成日文，题为《坏灭》，我在春初译载《萌芽》上面，改称《溃灭》的，所据就是这一本；后来得到R．D．Cha
ques的英文译本和Ve
lag fü
Lite
atu
u
d Politik出版的德文译本，又参校了一遍，并将因为《萌芽》停版，放下未译的第三部补完。后二种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内容，则德日两译，几乎相同，而英译本却多独异之处，三占从二，所以就很少采用了。
前面的三篇文章，《自传》原是《文学的俄罗斯》所载，亦还君从一九二八年印本译出；藏原惟人的一篇，原名《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前卫》上，洛扬君译成华文的。这都从《萌芽》转录。弗理契（V．F
i－tche）的序文，则三种译本上都没有，朱杜二君特为从《罗曼杂志》所载的原文译来。但音译字在这里都已改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译的本文换过了。特此声明，并表谢意。
卷头的作者肖像，是拉迪诺夫（I．Radi
ov）画的，已有佳作的定评。威绥斯拉夫崔夫（N．N．Vuysheslavtsev）的插画六幅，取自《罗曼杂志》中，和中国的“绣像”颇相近，不算什么精采。但究竟总可以裨助一点阅者的兴趣，所以也就印进去了。在这里还要感谢靖华君远道见寄这些图画的盛意。
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译者。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关于这一本小说，本刊第二本上所译载的藏原惟人的说明，已经颇为清楚了。但当我译完这第二部的上半时，还想写几句在翻译的进行中随时发生的感想。
这几章是很紧要的，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譬如，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如此等等，他们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关于袭击团受白军——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的迫压，攻击，渐濒危境时候的描写。这时候，队员对于队长，显些反抗，或冷淡模样了，这是解体的前征。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又其次，是他们当危急之际，毒死了弗洛罗夫，作者将这写成了很动人的一幕。欧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蛮野，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
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本书的这一段，就将这情形描写得非常显豁（虽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觉得“轻松”一点的分子在内）。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女”“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所发挥的也是这意思，但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将这胡乱记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头，投给日报登载出来的时候，却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
对于本期译文的我的随时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说得太简略，辞不达意之处还很多，只愿于读者有一点帮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了。
一九三0年二月八日，L。
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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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tch Plekha
ov（1857—1918）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同人，日俄战争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则至于称为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宝库，无论为仇为友，读者很多。在治文艺的人尤当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如开首述对于唯物论底文艺批评的见解及其任务；次述这方法虽然或被恶用，但不能作为反对的理由；中间据西欧文艺历史，说明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临末说要宣传主义，必须豫先懂得这主义，而文艺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都是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
评论蒲力汗诺夫的书，日本新近译有一本雅各武莱夫的著作；中国则先有一篇很好的瓦勒夫松的短论，译附在《苏俄的文艺论战》中。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夜，译者附记。
《十月》
后记
作者的名姓，如果写全，是Ale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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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tch 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义云“斯台班的儿子”；第三字才是姓。自传上不记所写的年月，但这最先载在理定所编的《文学底俄罗斯》（Vladimi
L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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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 Russiya）第一卷上，于一九二四年出版，那么，至迟是这一年所写的了。一九二八年在墨斯科印行的《作家传》（Pisateli）中，雅各武莱夫的自传也还是这一篇，但增添了著作目录：从一九二三至二八年，已出版的计二十五种。
俄国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因为物质的缺乏和生活的艰难，在文艺也是受难的时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经济政策，文艺界遂又活泼起来。这时成绩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杂志《赤色新地》所拥护，而托罗兹基首先给以一个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同路人’们的出现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将‘绥拉比翁的弟兄’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里的第一回会议，算进里面去。（中略。）在本质上，这团体在直接底的意义上是并没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倾向的。结合着‘弟兄’们者，是关于自由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是怎样的东西，凡有计划，他们都是反对者。倘要说他们也有了纲领，那么，那就在一切纲领的否定。将这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Zoshche
－ko）：‘从党员的见地来看，我是没有主义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来讲自己，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又不是帝政主义者。我只是俄罗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体的规模上，布尔塞维克于我最相近。我也赞成和布尔塞维克们来施行布尔塞维主义。（中略）我爱那农民的俄罗斯。’“一切‘弟兄’的纲领，那本质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用或种形式，表现对于革命的无政府底的，乃至巴尔底山（袭击队）底的要素（Mome
t）的同情，以及对于革命的组织底计划底建设底的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态度。”（P．S．Koga
《伟大的十年的文学》第四章。）《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莱夫，便是这“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中的一个。
但是，如这团体的名称所显示，虽然取霍夫曼（Th．A．Hoffma
）的小说之名，而其取义，却并非以绥拉比翁为师，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们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态度。所以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内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现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诺夫（Vsevolod Iva
ov）和毕力涅克（Bo
is pil
iak），先前就都是这团体中的一分子。
至于雅各武莱夫，则艺术的基调，全在博爱与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时竟至于佩服教会。他以农民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们才将全世界连结于友爱的精神。将这见解具体化了的，是短篇小说《农夫》，其中描写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我曾将这译载在去年的《大众文艺》上，但正只为这一个题目和作者的国籍，连广告也被上海的报馆所拒绝，作者的高洁的空想，至少在中国的有些处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来夫（L．A
d
eev）的《老屋》来。较为平静而勇敢的倒是那些无名的水兵和兵士们，但他们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训练。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华西理）的主观，来述十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的清新的，虽然临末的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底的氛围气。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
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A．Fadeev）的《溃灭》在。
他的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曾经和他会面，写了一点“印象”，可以略略窥见他之为人：
“最初，我和他是在‘赫尔岑之家’里会见的，但既在许多人们之中，雅各武莱夫又不是会出锋头的性质的人，所以没有多说话。第二回会面是在理定的家里。从此以后，我便喜欢他了。
“他在自叙传上写着：父亲是染色工，父家的亲属都是农奴，母家的亲属是伏尔迦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的。会面了一看，诚然，他给人以生于大俄罗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朴’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里的，但又不流于粗豪，平静镇定，是一个连大声也不发的典型底的‘以农奴为祖先的现代俄罗斯的新的知识者’。
“一看那以墨斯科的十月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十月》，大约就不妨说，他的一切作品，是叙述着他所生长的伏尔迦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会底，以及经济底的特色的。
“听说雅各武莱夫每天早上五点钟光景便起床，清洁了身体，静静地诵过经文之后，这才动手来创作。睡早觉，是向来几乎算了一种俄国的知识阶级，尤其是文学者的资格的，然而他却是非常改变了的人。记得在理定的家里，他也没有喝一点酒。”（《新兴文学》第五号1928。）他的父亲的职业，我所译的《自传》据日本尾濑敬止的《文艺战线》所载重译，是“油漆匠”，这里却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罗马字拼起音来，是“Ochez Mal’Ya
”，我不知道谁算译的正确。
这书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译，前年，东京南宋书院出版，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的第四篇。达夫先生去年编《大众文艺》，征集稿件，便译了几章，登在那上面，后来他中止编辑，我也就中止翻译了。直到今年夏末，这才在一间玻璃门的房子里，将它译完。其时曹靖华君寄给我一本原文，是《罗曼杂志》（Roma
Gazeta）之一，但我没有比照的学力，只将日译本上所无的每章标题添上，分章之处，也照原本改正，眉目总算较为清楚了。
还有一点赘语：
第一，这一本小说并非普罗列泰利亚底的作品。在苏联先前并未禁止，现在也还在通行，所以我们的大学教授拾了侨俄的唾余，说那边在用马克斯学说掂斤估两，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夸张的，其实倒是他们要将这作为口实，自己来掂斤估两。有些“象牙塔”里的文学家于这些话偏会听到，弄得脸色发白，再来遥发宣言，也实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国还有一个雅各武莱夫，作《蒲力汗诺夫论》的，是列宁格勒国立艺术大学的助教，马克斯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姓氏虽同，却并非这《十月》的作者。此外，姓雅各武莱夫的，自然还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珂干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所谓‘同路人’们的文学，和这（无产者文学），是成就了另一条路了。他们是从文学向生活去的，从那有自立底的价值的技术出发。他们首先第一，将革命看作艺术作品的题材。他们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倾向性的敌人，并且想定了与这倾向之如何，并无关系的作家们的自由的共和国。其实，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是终于也不能不拉进在一切战线上，沸腾着的斗争里面去了的，于是就参加了斗争。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将终，从革命底实生活进向文学的无产者作家，与从文学进向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两相合流，在十年之终，而有形成苏维埃作家联盟，使一切团体，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图，来作纪念，这是毫不足异的。”
关于“同路人”文学的过去，以及现在全般的状况，我想，这就说得很简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0年八月三十日，译者。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同是这一位作者的“非革命”的短篇《农夫》，听说就因为题目违碍，连广告都被大报馆拒绝了。这回再来译他一种中篇，观念比那《农夫》是前进一点，但还是“非革命”的，我想，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能写的写：真实。
我译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没落，也非鼓吹别人革命，不过给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种一时的稗史，这是可以请有产无产文学家们大家放心的。
我所用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译者识。
《毁灭》
后记
要用三百页上下的书，来描写一百五十个真正的大众，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尽。本书作者的简炼的方法，是从中选出代表来。
三个小队长。农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矿工的代表是图皤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点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张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师之后，十字架的银链子会在他的腰带上，临行喝得烂醉，对队员自谦为“猪一般的东西”。农民出身的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敌地，只坐在丛莽里吸烟卷，以待可以回去的时候的到来。矿工木罗式加给以批评道——
“我和他们合不来，那些农人们，和他们合不来。……
小气，阴气，没有胆——毫无例外……都这样！自己是什么也没有。简直像扫过的一样！……”（第二部之第五章）
图皤夫们可是大不相同了，规律既严，逃兵极少，因为他们不像农民，生根在土地上。虽然曾经散宿各处，召集时到得最晚，但后来却“只有图皤夫的小队，是完全集合在一气”了。重伤者弗洛罗夫临死时，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类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矿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农民的木罗式加，缺点却正属不少，偷瓜酗酒，既如流氓，而苦闷懊恼的时候，则又颇近于美谛克了。然而并不自觉。工兵刚卡连珂说——
“从我们的无论谁，人如果掘下去，在各人里，都会发见农民的，在各人里。总之，属于这边的什么，至多也不过没有穿草鞋……”（二之五）
就将他所鄙薄的别人的坏处，指给他就是自己的坏处，以人为鉴，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至少在农工相轻的时候，是极有意义的。然而木罗式加后来去作斥候，终于与美谛克不同，殉了他的职守了。
关于牧人美迭里札写得并不多。有他的果断，马术，以及临死的英雄底的行为。牧人出身的队员，也没有写。另有一个宽袍大袖的细脖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时代和这牧童的成人以后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那论法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是一个不够格的，不中用的队员……我实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和谁也合不来，谁也不帮助我，但这是我的错处么？我用了直心肠对人，但我所遇见的却是粗暴，对于我的玩笑，揶揄……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强些，人们就会听我，怕我的，因为在这里，谁也只向着这件事，谁也只想着这件事，就是装满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于这样地感到，假使他们万一在明天为科尔却克所带领，他们便会和现在一样地服侍他，和现在一样地法外的凶残地对人，然而我不能这样，简直不能这样……”（二之五）
这其实就是美谛克入队和逃走之际，都曾说过的“无论在那里做事，全都一样”论，这时却以为大恶，归之别人了。
此外解剖，深切者尚多，从开始以至终篇，随时可见。然而美谛克却有时也自觉着这缺点的，当他和巴克拉诺夫同去侦察日本军，在路上扳谈了一些话之后——
“美谛克用了突然的热心，开始来说明巴克拉诺夫的不进高中学校，并不算坏事情，倒是好。他在无意中，想使巴克拉诺夫相信自己虽然无教育，却是怎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但巴克拉诺夫却不能在自己的无教育之中，看见这样的价值，美谛克的更加复杂的判断，也就全然不能为他所领会了。他们之间，于是并不发生心心相印的交谈。两人策了马，在长久的沉默中开快步前进。”
（二之二）
但还有一个专门学校学生企什，他的自己不行，别人更不行的论法，是和美谛克一样的——
“自然，我是生病，负伤的人，我是不耐烦做那样麻烦的工作的，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该不会比小子还要坏——这无须夸口来说……”（二之一）
然而比美谛克更善于避免劳作，更善于追逐女人，也更苛于衡量人物了——
“唔，然而他（莱奋生）也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学问的人呵，单是狡猾罢了。就在想将我们当作踏脚，来挣自己的地位。自然，您总以为他是很有勇气，很有才能的队长罢。哼，岂有此理！——都是我们自己幻想的！
……”（同上）
这两人一相比较，便觉得美谛克还有纯厚的地方。弗理契《代序》中谓作者连写美谛克，也令人感到有些爱护之处者，大约就为此。
莱奋生对于美谛克一流人物的感想，是这样的——
“只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地面上，几万万人从太古以来，活在宽缓的怠惰的太阳下，住在污秽和穷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恶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这样的地面上，这穷愚的部分中，才也能生长这种懒惰的，没志气的人物，这不结子的空花……”（二之五）
但莱奋生本人，也正是一个知识分子——袭击队中的最有教养的人。本书里面只说起他先前是一个瘦弱的犹太小孩，曾经帮了他那终生梦想发财的父亲卖旧货，幼年时候，因为照相，要他凝视照相镜，人们曾诓骗他说将有小鸟从中飞出，然而终于没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这一类的欺人之谈，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但大抵已经不能回忆，因为个人的私事，已为被称为“先驱者莱奋生的莱奋生”的历年积下的层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为“先驱者”的由来，却可以确切地指出——
“在克服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穷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义，倘若他那里没有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莱奋生便是一个别的人了。但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同上）
这就使莱奋生必然底地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人们也以为他除了来做队长之外，更无适宜的位置了。但莱奋生深信着——
“驱使着这些人们者，决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将所忍耐着的一切，连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然而这本能之生活于人们中，是藏在他们的细小，平常的要求和顾虑下面的，这因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缘故。看起来，这些人们就好像担任些平常的，细小的杂务，感觉自己的弱小，而将自己的最大的顾虑，则委之较强的人们似的。”（二之三）
莱奋生以“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他就于审慎周详之外，还必须自专谋画，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要施行权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其时是——
“大家都在怀着尊敬和恐怖对他看，——却没有同情。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居部队之上的敌对底的力，但他已经觉悟，竟要向那边去，——他确信他的力是正当的。”（同上）
然而莱奋生不但有时动摇，有时失措，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突围之际，他还是因为受了巴克拉诺夫的暗示。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静待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者，其实就为了惩于世间有这样的事实。美谛克初到农民队的夏勒图巴部下去的时候，也曾感到这一种幻灭的——
“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
但作者即刻给以说明道——
“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
（同上）
然而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的。例如美谛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转变，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颓唐，终至于无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赏鉴自己的孤独了。莱奋生却不这样，他恐怕偶然也有这样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于莱奋生自己和美谛克相比较之际，曾漏出他极有意义的消息来——
“但是，我有时也曾是这样，或者相像么？
“不，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比他坚实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二之五）
以上是译完复看之后，留存下来的印象。遗漏的可说之点，自然还很不少的。因为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更举其较大者，则有以寥寥数语，评论日本军的战术云——
“他们从这田庄进向那田庄，一步一步都安排稳妥，侧面布置着绵密的警备，伴着长久的停止，慢慢地进行。
在他们的动作的铁一般固执之中，虽然慢，却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计算的，然而同时是盲目底的力量。”（二之二）
而和他们对抗的莱奋生的战术，则在他训练部队时叙述出来——
“他总是不多说话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钝又强的钉，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执拗地敲着一个处所。”
（一之九）
于是他在部队毁灭之后，一出森林，便看见打麦场上的远人，要使他们很快地和他变成一气了。
作者法捷耶夫（Alexa
d
Alexa
d
ovitch Fadeev）的事迹，除《自传》中所有的之外，我一无所知。仅由英文译文《毁灭》的小序中，知道他现在是无产者作家联盟的裁决团体的一员。
又，他的罗曼小说《乌兑格之最后》，已经完成，日本将有译本。
这一本书，原名《Razg
om》，义云“破灭”，或“溃散”，藏原惟人译成日文，题为《坏灭》，我在春初译载《萌芽》上面，改称《溃灭》的，所据就是这一本；后来得到R．D．Cha
ques的英文译本和Ve
lag fü
Lite
atu
u
d Politik出版的德文译本，又参校了一遍，并将因为《萌芽》停版，放下未译的第三部补完。后二种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内容，则德日两译，几乎相同，而英译本却多独异之处，三占从二，所以就很少采用了。
前面的三篇文章，《自传》原是《文学的俄罗斯》所载，亦还君从一九二八年印本译出；藏原惟人的一篇，原名《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前卫》上，洛扬君译成华文的。这都从《萌芽》转录。弗理契（V．F
i－tche）的序文，则三种译本上都没有，朱杜二君特为从《罗曼杂志》所载的原文译来。但音译字在这里都已改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译的本文换过了。特此声明，并表谢意。
卷头的作者肖像，是拉迪诺夫（I．Radi
ov）画的，已有佳作的定评。威绥斯拉夫崔夫（N．N．Vuysheslavtsev）的插画六幅，取自《罗曼杂志》中，和中国的“绣像”颇相近，不算什么精采。但究竟总可以裨助一点阅者的兴趣，所以也就印进去了。在这里还要感谢靖华君远道见寄这些图画的盛意。
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译者。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关于这一本小说，本刊第二本上所译载的藏原惟人的说明，已经颇为清楚了。但当我译完这第二部的上半时，还想写几句在翻译的进行中随时发生的感想。
这几章是很紧要的，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譬如，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如此等等，他们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关于袭击团受白军——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的迫压，攻击，渐濒危境时候的描写。这时候，队员对于队长，显些反抗，或冷淡模样了，这是解体的前征。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又其次，是他们当危急之际，毒死了弗洛罗夫，作者将这写成了很动人的一幕。欧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蛮野，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
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本书的这一段，就将这情形描写得非常显豁（虽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觉得“轻松”一点的分子在内）。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女”“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所发挥的也是这意思，但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将这胡乱记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头，投给日报登载出来的时候，却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
对于本期译文的我的随时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说得太简略，辞不达意之处还很多，只愿于读者有一点帮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了。
一九三0年二月八日，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