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三十六章代朕出征
“辽东之卒不可轻动。”杨嗣昌一本正经的道：
“那辽东皇太极定然是许诺了贺今朝什么东西，才会促使他加快称王的脚步。
辽东战事再拖下去，最该拖不住的便是皇太极。”
“难不成我大明就能拖下去吗？”
陈新甲针锋相对的喝问。
即使杨嗣昌是皇帝的宠臣，他也不在乎了。
其实除了激进派以及逃跑派之外，大多数廷臣都觉得这两方人马过于激进。
不过是新旧兵部尚书之间的争端。
当年贺今朝即使横扫三晋，朝廷主官部门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们竟然以为是小股叛军骚乱，相应自愚，相率自安。
内阁票拟谕旨的时候则是写着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
现在贺今朝才称秦王，算个屁的紧急之事？
关外的鞑子都能称帝了！
况且这些年来，那些反贼可没少称王，连什么扫地王都有。
真是徒徒让本官笑话。
崇祯手底下的人分为激进派、投降派，以及中间大批的摆烂派。
尤其是以陈演为首的内阁成员，皆是无所谋划，以受贿闻名。
这些人在大明官场才是大多数。
故而他们对于大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依然的麻木不仁。
毕竟连锤匪在京师的门面担当，孙传庭还花钱与他们结交。
贺今朝将来若是想要治理天下，自是用得着他们。
这是一部分官员浅显的想法，不要以为他们通过八股文考上进士之后，能有什么更好的智谋！
而京师内的有些官员，则是在打着另一个主意。
那就是贺今朝实力日益强横，他们今后还有更多的路能走。
凭借他们的才高八斗、口若悬河之才。
贺今朝这个秦王将来入主京师，定然会爱惜他们这种不世出的才能。
那便又是一种飞黄腾踏。
县长是哪个他们不在乎，只要自己能当县长夫人就好。
所以大明摆烂的官员一种是无意识的，一种是有意识的想要为长久的打算。
他们都是准备效忠新朝的！
所以一旦崇祯出现什么政策，自是极力阻挠。
他们自认为也算是为“锤匪顺利接管大明天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就是不晓得贺今朝将来能不能认他们“做出的功劳来。”
贺今朝也晓得孙传庭在京师加大力度腐化大明官员。
所以更加耐下性子在山陕汉中四川等地培养大批量的吏员，以免将来再被这群蛀虫抓到机会。
周延儒又重新审视了许鼎臣送来的奏疏，贺今朝在太原称王，改年号为大锤，正式表明他取而代之的勃勃雄心。
周延儒捏着奏疏的手都有些颤抖。
作为重新启用的内阁首辅，他心中明白大明如今到了什么地步。
京师外围重镇大同、宣府根本就不是锤匪的对手，很可能会一触即溃。
自从嘉靖年间以来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大明储存有限，专务节省，惜小误大。
就连卢象升在宣大屯田的土地，如今也归了别人，而不是被用于抵御锤匪积粮作用。
去年宣大斗米卖到二钱五分（银），士卒月粮每石给银七钱，仅仅可以买米二斗八升，却缺支数月。
以至于军士嗷嗷待哺，身无完衣，腹无饱食，马无草料，器械等物均坏。
先前卢象升所做之事功亏一篑。
大批士卒纷纷逃亡锤匪，祈求收留能够给一口吃的。
当初大明与锤匪之间相互议和，陈新甲特意加了一条逃亡人需要互还。
但锤匪仿佛忘了这一条。
而陈新甲忙于和朝臣、皇帝、洪承畴拉扯，根本就没时间顾及。
底下的官员更是没胆子前去讨要。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大明东拼西凑给身在辽东的洪承畴支援，自然会短缺了其余各处。
从大同到蓟镇的大明士卒过的是什么日子？
就是给一升口粮还要掺糠秕沙子。
冬天也没什么衣服穿，又冻又饿。
谁还给大明守边效力啊？
周延儒知道情况所在，现在他对于贺今朝称王非常惧怕。
他再看看眼前的皇帝，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
据说他已经几天“愤惫不食”。
此时，崇祯当着大臣的面哀叹: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得天下，
到了现在全都要失去了，朕将来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列祖列宗？
朕愿意亲自督师同锤匪决一死战，即使是战死沙场也没有什么遗憾，但朕就是死不暝目！”
“臣等死罪！”
众多臣子急忙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杨嗣昌也长叹一口气，皇帝的心弦已经要断了。
以前谁要说大明要完，他指定极为激动的驳斥。
现在竟然自己说出来了，足以见得崇祯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好不容易在辽东看到了曙光，结果贺今朝硬生生的来插一脚，非得踩碎了皇帝心中美好的憧憬。
】
可崇祯的命令，不知道踩碎了多少人的憧憬。
现在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朱由检才知道后悔？
就如同罪犯一样后悔的不是他做了错事，而是后悔被抓住了。
崇祯说罢，痛哭流涕，忿忿地责问：
“贼势如此，无人承任，府库殚竭，将如之何？
卿等能否为朕分优？”
毕竟你们都说臣有罪，那你们指定有罪！
内阁首辅周延儒赶忙抢先表态：
“陛下，锤匪若是来袭，臣愿意代帝出征。”
朱由检不假思索地道：“南人不可用！”
予以回绝。
在他心中，此时更加相信北人，尤其是从锤匪那里逃回来的官员。
尽管他们在领兵打仗也颇为废物，比如丁启睿、傅宗龙、邵捷春等人。
谁知道崇祯给出这个理由，内阁大臣有不少都是南人。
内阁次辅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作为山西人的李建泰顿首启奏：“主优如此，臣不敢不尽力。
臣乃晋人，颇知贼中事。
愿以家财左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
崇祯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一听此话大喜过望：
“卿若行，朕当彷占推毂礼，亲钱之郊，不敢轻也。“
李建泰何许人也？
他是山西曲沃县人。
天启五年进上，风骨峭拔性情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因为家乡遭祸，愿以家资左军，有意出征，常与同官谈及此事。
这种话自是传到崇祯的耳中。
现在听他说出来，崇祯当然求之不得。
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
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车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然而时至今日，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
连日来大同的情况愈来愈不妙，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更不用说收复山西了。
数年以前锤匪实力并不猖狂，山西城防有残坏城邑，墙垣多矮薄，居民寡落，储备空虚，苦于力不能支。
至于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密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
但是贺今朝却是在山西随攻随破、不攻自破的情况时常发生，让朝廷认为是大明惨状。
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
惶惑无知百姓，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凭城拒守者尽数屠戮。
因此贼尚未薄城下，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
不忠惧死守城县令以及苟且偷生的士绅，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
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山西动向:“秦寇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城池已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
就是整个山西都落入敌手，再派人前去有什么用？
即使如此，崇祯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
他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坚决辞谢。
崇祯只得命礼部另议。
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
驸马都尉厅韦代帝以特牲告太庙。
崇祯来到大殿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
然后朱由检乘驾前往正阳门城楼，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
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真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阵阵，旌旗招展，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
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武臣坐在西摆九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
像是提前吃席一般！
朱由检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
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乐声响起，崇祯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道:“先生此去如朕亲行”。
想了想又嘱咐道：“卿即朕，朕即卿，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斩后奏皇权特许！”
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崇祯又把自己手书的“代朕亲征”敕谕盖上印章，赏赐给李建泰。
李建泰捧过敕渝，赶忙拜谢，崇祯把他扶起。
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披上宫锦。
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护送下，离开京师，向涿州进发。
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
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对他进言：“相公此行当兼程抵雁门关，联合山西巡抚许鼎臣收拾人心，为固守计，以蔽神京。”
程源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太原攻略，以及三晋、三关的具体建议，凌炯颇以为然。
反攻山西大业指日可待！
程源建议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雁门关，确是当务之急。
雁门关一日陷落，大势已去，再难以挽回。
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
毕竟咱老李也是看过兵书的！
他也想要联系到自己的家人，把埋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招募士卒。
但是按照他这种速度，等贺今朝率领锤匪攻占湖广，他都不一定能赶得到雁门关，更如何救得了山西!
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
“打锤匪，爱谁去谁去，爷他妈的不伺候了！”
这趟不仅没有油水可捞，还得把小命全都给送进去。
京营这帮人可深知自己是几斤几两，绝对打不过锤匪。
更不用说只带一千五百人就想着去收复山西？
想都他妈的不用想！
再不跑就没机会。
代朕亲征以及尚方宝剑屁用没有，毫无权威了。
而崇祯也多是为了试探贺今朝是否要出兵，所以就指定山西人回乡号召领兵。
就在这时，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搜罗废将，联络三边”，中策是“恢复潼关，收拾河南”，下策是“分信守河，静以观变”。
他特别强调：“辅臣李建泰督师，是代我皇帝出征，举动系天下安危，事事须费详酌。
居然堂而皇之地坐身南下，难道不怕流寇窥我虚实？
且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
当事者应该呕心沥血筹措实兵实饷，切勿以为推毅有重臣，便可袖手旁观了。”
应该说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但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与朝廷决策者并无二致。
都把防守重点放在京师南翼——太行山一线。
几乎都忽视了京师的北翼——宣府大同一线，以为宣大有重兵扼守可以确保无虞。
崇祯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命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就是南下保定，真实地流露了“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在宣大。
即使保定不支，还可调宣大兵之半援助畿辅。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迅速，充其量只能阻挡贺今朝率领的偏师，而他一旦进攻京师率领的主力恰恰是从宣大一线直逼京师的。
再加上他们以为的宣大的重兵根本没有！
何况李建泰出征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姿态，只带了一千五百禁军出发，兵员与粮饷的补给都要就地解决。
在如此紧张形势下，岂只是画饼充饥！
更何况贺今朝此行是往湖广方向进兵，根本就没想着一鼓作气打下京师。
还打算让明清之间相互消耗呢。
朝廷连锤匪最基础的形势判断都无法做好，那所有的应对都是个几把！
事实正是如此。
李建泰一出京师，立即陷人步履维艰的境地，地方长官都害怕他来征兵索饷，拒绝他进城，弄得堂堂督师辅臣威信扫地。
“那辽东皇太极定然是许诺了贺今朝什么东西，才会促使他加快称王的脚步。
辽东战事再拖下去，最该拖不住的便是皇太极。”
“难不成我大明就能拖下去吗？”
陈新甲针锋相对的喝问。
即使杨嗣昌是皇帝的宠臣，他也不在乎了。
其实除了激进派以及逃跑派之外，大多数廷臣都觉得这两方人马过于激进。
不过是新旧兵部尚书之间的争端。
当年贺今朝即使横扫三晋，朝廷主官部门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们竟然以为是小股叛军骚乱，相应自愚，相率自安。
内阁票拟谕旨的时候则是写着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
现在贺今朝才称秦王，算个屁的紧急之事？
关外的鞑子都能称帝了！
况且这些年来，那些反贼可没少称王，连什么扫地王都有。
真是徒徒让本官笑话。
崇祯手底下的人分为激进派、投降派，以及中间大批的摆烂派。
尤其是以陈演为首的内阁成员，皆是无所谋划，以受贿闻名。
这些人在大明官场才是大多数。
故而他们对于大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依然的麻木不仁。
毕竟连锤匪在京师的门面担当，孙传庭还花钱与他们结交。
贺今朝将来若是想要治理天下，自是用得着他们。
这是一部分官员浅显的想法，不要以为他们通过八股文考上进士之后，能有什么更好的智谋！
而京师内的有些官员，则是在打着另一个主意。
那就是贺今朝实力日益强横，他们今后还有更多的路能走。
凭借他们的才高八斗、口若悬河之才。
贺今朝这个秦王将来入主京师，定然会爱惜他们这种不世出的才能。
那便又是一种飞黄腾踏。
县长是哪个他们不在乎，只要自己能当县长夫人就好。
所以大明摆烂的官员一种是无意识的，一种是有意识的想要为长久的打算。
他们都是准备效忠新朝的！
所以一旦崇祯出现什么政策，自是极力阻挠。
他们自认为也算是为“锤匪顺利接管大明天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就是不晓得贺今朝将来能不能认他们“做出的功劳来。”
贺今朝也晓得孙传庭在京师加大力度腐化大明官员。
所以更加耐下性子在山陕汉中四川等地培养大批量的吏员，以免将来再被这群蛀虫抓到机会。
周延儒又重新审视了许鼎臣送来的奏疏，贺今朝在太原称王，改年号为大锤，正式表明他取而代之的勃勃雄心。
周延儒捏着奏疏的手都有些颤抖。
作为重新启用的内阁首辅，他心中明白大明如今到了什么地步。
京师外围重镇大同、宣府根本就不是锤匪的对手，很可能会一触即溃。
自从嘉靖年间以来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大明储存有限，专务节省，惜小误大。
就连卢象升在宣大屯田的土地，如今也归了别人，而不是被用于抵御锤匪积粮作用。
去年宣大斗米卖到二钱五分（银），士卒月粮每石给银七钱，仅仅可以买米二斗八升，却缺支数月。
以至于军士嗷嗷待哺，身无完衣，腹无饱食，马无草料，器械等物均坏。
先前卢象升所做之事功亏一篑。
大批士卒纷纷逃亡锤匪，祈求收留能够给一口吃的。
当初大明与锤匪之间相互议和，陈新甲特意加了一条逃亡人需要互还。
但锤匪仿佛忘了这一条。
而陈新甲忙于和朝臣、皇帝、洪承畴拉扯，根本就没时间顾及。
底下的官员更是没胆子前去讨要。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大明东拼西凑给身在辽东的洪承畴支援，自然会短缺了其余各处。
从大同到蓟镇的大明士卒过的是什么日子？
就是给一升口粮还要掺糠秕沙子。
冬天也没什么衣服穿，又冻又饿。
谁还给大明守边效力啊？
周延儒知道情况所在，现在他对于贺今朝称王非常惧怕。
他再看看眼前的皇帝，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
据说他已经几天“愤惫不食”。
此时，崇祯当着大臣的面哀叹: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得天下，
到了现在全都要失去了，朕将来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列祖列宗？
朕愿意亲自督师同锤匪决一死战，即使是战死沙场也没有什么遗憾，但朕就是死不暝目！”
“臣等死罪！”
众多臣子急忙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杨嗣昌也长叹一口气，皇帝的心弦已经要断了。
以前谁要说大明要完，他指定极为激动的驳斥。
现在竟然自己说出来了，足以见得崇祯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好不容易在辽东看到了曙光，结果贺今朝硬生生的来插一脚，非得踩碎了皇帝心中美好的憧憬。
】
可崇祯的命令，不知道踩碎了多少人的憧憬。
现在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朱由检才知道后悔？
就如同罪犯一样后悔的不是他做了错事，而是后悔被抓住了。
崇祯说罢，痛哭流涕，忿忿地责问：
“贼势如此，无人承任，府库殚竭，将如之何？
卿等能否为朕分优？”
毕竟你们都说臣有罪，那你们指定有罪！
内阁首辅周延儒赶忙抢先表态：
“陛下，锤匪若是来袭，臣愿意代帝出征。”
朱由检不假思索地道：“南人不可用！”
予以回绝。
在他心中，此时更加相信北人，尤其是从锤匪那里逃回来的官员。
尽管他们在领兵打仗也颇为废物，比如丁启睿、傅宗龙、邵捷春等人。
谁知道崇祯给出这个理由，内阁大臣有不少都是南人。
内阁次辅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作为山西人的李建泰顿首启奏：“主优如此，臣不敢不尽力。
臣乃晋人，颇知贼中事。
愿以家财左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
崇祯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一听此话大喜过望：
“卿若行，朕当彷占推毂礼，亲钱之郊，不敢轻也。“
李建泰何许人也？
他是山西曲沃县人。
天启五年进上，风骨峭拔性情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因为家乡遭祸，愿以家资左军，有意出征，常与同官谈及此事。
这种话自是传到崇祯的耳中。
现在听他说出来，崇祯当然求之不得。
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
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车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然而时至今日，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
连日来大同的情况愈来愈不妙，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更不用说收复山西了。
数年以前锤匪实力并不猖狂，山西城防有残坏城邑，墙垣多矮薄，居民寡落，储备空虚，苦于力不能支。
至于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密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
但是贺今朝却是在山西随攻随破、不攻自破的情况时常发生，让朝廷认为是大明惨状。
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
惶惑无知百姓，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凭城拒守者尽数屠戮。
因此贼尚未薄城下，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
不忠惧死守城县令以及苟且偷生的士绅，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
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山西动向:“秦寇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城池已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
就是整个山西都落入敌手，再派人前去有什么用？
即使如此，崇祯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
他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坚决辞谢。
崇祯只得命礼部另议。
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
驸马都尉厅韦代帝以特牲告太庙。
崇祯来到大殿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
然后朱由检乘驾前往正阳门城楼，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
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真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阵阵，旌旗招展，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
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武臣坐在西摆九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
像是提前吃席一般！
朱由检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
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乐声响起，崇祯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道:“先生此去如朕亲行”。
想了想又嘱咐道：“卿即朕，朕即卿，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斩后奏皇权特许！”
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崇祯又把自己手书的“代朕亲征”敕谕盖上印章，赏赐给李建泰。
李建泰捧过敕渝，赶忙拜谢，崇祯把他扶起。
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披上宫锦。
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护送下，离开京师，向涿州进发。
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
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对他进言：“相公此行当兼程抵雁门关，联合山西巡抚许鼎臣收拾人心，为固守计，以蔽神京。”
程源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太原攻略，以及三晋、三关的具体建议，凌炯颇以为然。
反攻山西大业指日可待！
程源建议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雁门关，确是当务之急。
雁门关一日陷落，大势已去，再难以挽回。
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
毕竟咱老李也是看过兵书的！
他也想要联系到自己的家人，把埋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招募士卒。
但是按照他这种速度，等贺今朝率领锤匪攻占湖广，他都不一定能赶得到雁门关，更如何救得了山西!
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
“打锤匪，爱谁去谁去，爷他妈的不伺候了！”
这趟不仅没有油水可捞，还得把小命全都给送进去。
京营这帮人可深知自己是几斤几两，绝对打不过锤匪。
更不用说只带一千五百人就想着去收复山西？
想都他妈的不用想！
再不跑就没机会。
代朕亲征以及尚方宝剑屁用没有，毫无权威了。
而崇祯也多是为了试探贺今朝是否要出兵，所以就指定山西人回乡号召领兵。
就在这时，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搜罗废将，联络三边”，中策是“恢复潼关，收拾河南”，下策是“分信守河，静以观变”。
他特别强调：“辅臣李建泰督师，是代我皇帝出征，举动系天下安危，事事须费详酌。
居然堂而皇之地坐身南下，难道不怕流寇窥我虚实？
且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
当事者应该呕心沥血筹措实兵实饷，切勿以为推毅有重臣，便可袖手旁观了。”
应该说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但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与朝廷决策者并无二致。
都把防守重点放在京师南翼——太行山一线。
几乎都忽视了京师的北翼——宣府大同一线，以为宣大有重兵扼守可以确保无虞。
崇祯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命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就是南下保定，真实地流露了“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在宣大。
即使保定不支，还可调宣大兵之半援助畿辅。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迅速，充其量只能阻挡贺今朝率领的偏师，而他一旦进攻京师率领的主力恰恰是从宣大一线直逼京师的。
再加上他们以为的宣大的重兵根本没有！
何况李建泰出征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姿态，只带了一千五百禁军出发，兵员与粮饷的补给都要就地解决。
在如此紧张形势下，岂只是画饼充饥！
更何况贺今朝此行是往湖广方向进兵，根本就没想着一鼓作气打下京师。
还打算让明清之间相互消耗呢。
朝廷连锤匪最基础的形势判断都无法做好，那所有的应对都是个几把！
事实正是如此。
李建泰一出京师，立即陷人步履维艰的境地，地方长官都害怕他来征兵索饷，拒绝他进城，弄得堂堂督师辅臣威信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