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三章
尽管古人没有对什么是“盛世”下过具体定义，但在宋史学者王曾瑜梳理相关史料后指出，古人心中的盛世至少要满足四个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凡是不符合这四点的，就不足以称之为盛世，历代大臣也常常以此四点来劝谏皇帝。
如南宋高斯得曾奏称：“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桓、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君臣间靠利益关系维持，这不是在盛世中应该出现的。
大明时期，万历十七年进士，“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上奏疏：“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老百姓没有衣服穿，在风雪中哀号，岂是盛世该有的样子？
万历十七年一甲第一名进士焦竤有言：“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现在常有饥荒，遍地都是匪徒，这不是盛世该有的情形。
南宋虞俦上奏称：“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不然者，不过相视太息而已，此岂盛世气象耶？”——朝中大臣们不敢议论时政，心中有所不满，也只能相对叹气，这难道是盛世中应有的现象吗？
然而对照王曾瑜提出这四点标准，康雍乾三朝随便哪一朝都难以满足其中任何一点。
首先是第一个标准，吏治清明——康麻子怒斥群臣，庸挣搞养廉银，钱聋年间更是有大名鼎鼎的和绅和中堂，这三朝哪个能跟吏治清明挂上钩？
第二个标准和第三个标准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百姓真的能够安居乐业时，社会的犯罪率就会低，反之亦然——从麻子时期的三藩、庸挣时期的白莲教和曾静，钱聋时期的白莲教以及钱聋三十九年的王伦起义，再加上从大清入关开始就连绵不绝的反清复明，恐怕大清时期也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
即便是深信“康乾盛世”之说的戴逸，亦在书中写道：“如果每人有土地四亩，得粮食四石，可以维持生活的话（指可以保证每天一升，大约一市斤），那么，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
由此可见，所谓“康乾盛世”中，老百姓是普遍吃不饱饭的，而吃不饱饭的老百姓会干些什么？
《南明史昭宗本纪》记载，蓝旗章京兀儿特在永历帝被俘以后大骂吴三桂，说他食明朝厚禄，却对大明不忠，可恶至极，然后又对部下说，我看永历帝朱由榔相貌堂堂，才是真命天子，我们不如反了吧，拥立他反清复明。
再然后，兀儿特手下的那些八旗兵还真就剪了辫子，准备拥戴永历帝反清复明。
当然，这些人并没有掀起什么大风大浪，最后还牵连了两千余人，永历帝朱由榔也白高兴了一场，但是由此也不难看出，连大清自个儿的八旗铁杆都有人张罗着反清复明，要说大清时期的百姓能有多安居乐业，估计也没什么人会相信。
至于第四个标准，自然就更不用多说——中原堂口的历代皇帝，只要是稍微像点样儿的都会说几句“朕躬德薄”之类的场面话，顺便再追忆追忆三代之治、上古贤王，表示自个儿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比如说唐朝时的著名大喷子魏征敢拉着李二狂喷甚至故意使坏憋死李二的鸟，宋朝时的大喷子包拯、寇准一个敢喷皇帝满脸唾沫星子，一个敢扯着皇帝的衣袖上战场，明朝时期的大喷子海瑞海刚峰更是在奏疏里指着嘉靖的鼻子骂“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不仅骂的痛快，海刚峰还在嘉靖噶了以后升官。
反观大清，可曾出过一个著名的大喷子？
一个都没有！
因为大臣直谏就代表皇帝有错或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中原堂口的皇帝，只要是稍微像点样儿的都会在被喷之后说几句“朕躬德薄”之类的场面话，顺便再追忆追忆三代之治、上古贤王，表示自个儿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反观大清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都都认为自个儿是极致完美的皇帝，根本就不可能犯错。
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大清朝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演戏的功夫都很好，从当初“披麻戴孝、哭天喊地、演顺治哭崇祯、赌咒发誓要替君父报仇”从而得以入关开始，大清的历代明君圣主们就在影帝的道路上狂奔不止。
身为一个影帝，大清的皇帝们当然知道该怎么打造人设——再完美的影帝也会有黑粉，大清自个儿干过什么破事儿也没有人比大清的明君圣主们知道的更清楚，再加上由夏商到宋明都有大喷子狂喷皇帝，皇帝因此得到善于纳谏的美名，所以大清的明君圣主们也有意培养属于大清朝的大喷子。
在这个前提下，大清朝敢于直谏的“大喷子”孙嘉淦也应运而生。
要是正常情况下，这位历经了糠稀、庸挣、钱聋三朝的大喷子就算不能跟魏黑子比肩，起码也得比明朝的海刚峰更出名吧？毕竟大清的明君圣主们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拉踩明朝，大清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大喷子，这还不得往死里捧？
可惜的是，大清版的大喷子孙嘉淦根本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就像是娱乐圈的某些废物，就算资方和平台再怎么砸钱砸人脉捧都捧不起来。
乾隆十六年八月，云贵总督硕色上奏钱聋，说在安顺府看到一本小册子对朝廷放肆诽谤甚至捏造朱批，明着是为谏皇上疏，实则洋洋上万言直指乾隆，罗列其有“五不解”“十大过”，指出了乾隆上台后引发的各种问题，比如劳民伤财下江南，官员公款消费贪污腐败，赏罚不公，官员目无法纪，民间生活多么疾苦等等——敢把钱聋年间的烂遭事儿都一五一十的写出来，这属于是典型的恶意攻讦。
凭心而论，这种洋洋洒洒，直言朝廷功过的小册子如果换个时间，比如说换成李二年间或者换成宋仁宗、明仁宗、明神宗乃至于天启、崇祯年间，随便哪个时间点，皇帝就算是不下罪己诏也得把写这本小册子的官员找过来谈话，再次最次也得是装瞎，全当没看过，因为被人在小册子里狂喷，而且喷的还都是事实，装聋作哑不认错估计就是这些皇帝们脸皮的极限厚度了。
偏偏这本小册子是钱聋年间的，而且这本小册子的署名是孙嘉淦。
身为大清朝从麻子哥到庸挣再到钱聋年间，三代明君圣主砸了无数资源才硬捧出来的“著名大喷子”，如果孙嘉淦承认这份小册子就是他写的，估计钱聋老狗多半会捏着鼻子认下来，从而搏一个善于讷谏的美名。
关键是已经在庸挣年间三次上疏指责庸挣杀兄宰弟、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眼看着只要在钱聋年间再喷几次就能比肩魏黑子和海刚峰的紧要关头，大清培养了三代的大喷子孙嘉淦却怂了，怂了！
主要是孙嘉淦合计着庸挣这货再怎么着也是个有脑子的，哪怕为了名声也不可能真杀了自个儿，但是钱聋这货根本就没脑子，万一恼羞成怒之下真就把自个儿给宰了呢？那踏马多冤啊。
于是乎，孙嘉淦就上疏钱聋，说这本小册子不是俺写的，俺对英明、伟大、博爱、仁慈的钱聋皇帝无限忠诚，怎么写能会写这么大逆不道的玩意儿？
然后，钱聋就怒了，指出“这篇文章全是恶意诽谤，捏造事实”并要求大清朝廷立即处理两种人：一种是真实的作者，一种是为收藏和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尤其是为此叫好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钱聋老狗要求彻查“伪稿案”，可是这案子本身就只是一份小册子引起来的，到哪里去查？茫茫大清，谁是罪犯？况且这案子只能暗查，声张不得——要是明发圣旨、邸报或者公开彻查，那不等于向全国公开钱聋有“五不解”与“十大过”？
所以，钱聋走的是秘密逮捕路子，将密查任务交给督抚们，除行政力量外，还动用军队介入，责令步兵统领以及直隶、山东和湖南等地的要员，要放下经济任务与其他重要工作，专门给他揪人。
督抚们也不是不卖力，只是一桩糊涂案，让他们怎么查？很多要员查了很久还是查不出头绪，也腹诽暗生，多大的一桩事，查什么查？山东巡抚准泰就对钱聋说，不过是屁民发个帖，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无庸深究”，御史书成也上疏说这是小事儿，没必要让地方上的官老爷们太过于分心使力，要将发展当做第一要务，现在地方上的官老爷们天天去查人、夜夜去抓人，读书的、借书的、买书卖书的被抓了一大批，本来挺好的局面非得搞得鸡毛搞跳也实在是划不来，所以“恳将现在人犯悉行免释”。
巡抚与御史其实说得非常在理，问题是钱聋老狗哪儿听得进去？不但听不进，而且大发脾气：你们身为大清国臣子，看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辞，不但不进行调查反而乐于传诵？朕让你们办点事儿，你们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伱们做事就这样儿？
正所谓钱聋生气，有如神仙放屁，都是那么的不同凡响——钱聋老狗一怒之下就摘了准泰与书成的乌纱帽，直接给大清的官老爷们来了个杀猴给鸡看。
鸡害怕了。
随着巡抚准泰和御史书成被摘了乌纱帽，被吓成狗的大清朝各地方官府开始加大马力运转，到钱聋十八年，辗转追查两年的案子终于有点眉目了：是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给稿传抄的，卢鲁生又供出南昌守备刘时达，说这伪稿，自己读了，也借人读了。
办案的追查到此，早就人人疲劳，在提审卢鲁生之际，便不再株连，直接叫卢承认伪稿案是他首为，手段无非是红铁烙胸、竹签钉指等，来俊臣与周兴“鬼见愁”那类路数和坦白就放你走之类的劝词，软硬兼施，搞得卢鲁生受不了，承认了伪稿是自己起草并传播的。
再然后，卢鲁生被凌迟处死，亲属全部连坐杀头，刘时达及卢鲁生的长子和次子被判了斩监候，此外还有两种人也跟着倒霉：一是传抄这份文章的人，光四川一省就逮捕了280多人，大部分被杀，小部分被发配，就看各个人“孝敬”的本事了；二是认为无需严查此事的官员，这些人都被发配服苦役了，被钱聋认为没有用全力查案的官员也被革职。
孙嘉淦这个大清有意培养的大喷子也没能得以善终——尽管在大名鼎鼎的“孙嘉淦奏稿案”中没有受到太大波及，但却被吓的半死，全家整天都哭哭啼啼的，后来两年不到，孙嘉淦也“忧惧而死”。
如果再算上“明史案”、“清风不识字”之类的破案子，那么大清朝的明君圣主们跟善于谏纳、敢于让人直谏这种事儿怕是连一丁点的边儿都沾不上！
所以，即便是大清朝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再怎么喜欢自夸盛世，再怎么喜欢让臣子们夸赞盛世，大清也实在没办法跟盛世沾边儿。
即便是所谓的“封建社会的皇权巅峰”，也完全属于是包衣们自嗨——四次幼帝登基、三次权臣当朝、三次垂帘听政、五个皇帝英年早亡、湘军淮军自立军藩镇割据、叶赫家族把持朝政、丞相带头搞东南互保、各种有令不行政令不出宫，这种表现跟皇权巅峰也沾不上边儿。
如果大清跟祖鲁人打一架，恐怕大清多半还会输给祖鲁人，毕竟大清在八里桥自个儿死伤无数却只干掉了个位数的英法联军人家，而祖鲁人却能只用一万余人就在三四个小时里击毙了1300余名英军。
当然，就算真让大清跟祖鲁人打一架也无所谓，毕竟祖鲁人那么小的势力，大清就算输了，也赔得起！
(本章完)
如南宋高斯得曾奏称：“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桓、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君臣间靠利益关系维持，这不是在盛世中应该出现的。
大明时期，万历十七年进士，“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上奏疏：“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老百姓没有衣服穿，在风雪中哀号，岂是盛世该有的样子？
万历十七年一甲第一名进士焦竤有言：“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现在常有饥荒，遍地都是匪徒，这不是盛世该有的情形。
南宋虞俦上奏称：“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不然者，不过相视太息而已，此岂盛世气象耶？”——朝中大臣们不敢议论时政，心中有所不满，也只能相对叹气，这难道是盛世中应有的现象吗？
然而对照王曾瑜提出这四点标准，康雍乾三朝随便哪一朝都难以满足其中任何一点。
首先是第一个标准，吏治清明——康麻子怒斥群臣，庸挣搞养廉银，钱聋年间更是有大名鼎鼎的和绅和中堂，这三朝哪个能跟吏治清明挂上钩？
第二个标准和第三个标准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百姓真的能够安居乐业时，社会的犯罪率就会低，反之亦然——从麻子时期的三藩、庸挣时期的白莲教和曾静，钱聋时期的白莲教以及钱聋三十九年的王伦起义，再加上从大清入关开始就连绵不绝的反清复明，恐怕大清时期也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
即便是深信“康乾盛世”之说的戴逸，亦在书中写道：“如果每人有土地四亩，得粮食四石，可以维持生活的话（指可以保证每天一升，大约一市斤），那么，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
由此可见，所谓“康乾盛世”中，老百姓是普遍吃不饱饭的，而吃不饱饭的老百姓会干些什么？
《南明史昭宗本纪》记载，蓝旗章京兀儿特在永历帝被俘以后大骂吴三桂，说他食明朝厚禄，却对大明不忠，可恶至极，然后又对部下说，我看永历帝朱由榔相貌堂堂，才是真命天子，我们不如反了吧，拥立他反清复明。
再然后，兀儿特手下的那些八旗兵还真就剪了辫子，准备拥戴永历帝反清复明。
当然，这些人并没有掀起什么大风大浪，最后还牵连了两千余人，永历帝朱由榔也白高兴了一场，但是由此也不难看出，连大清自个儿的八旗铁杆都有人张罗着反清复明，要说大清时期的百姓能有多安居乐业，估计也没什么人会相信。
至于第四个标准，自然就更不用多说——中原堂口的历代皇帝，只要是稍微像点样儿的都会说几句“朕躬德薄”之类的场面话，顺便再追忆追忆三代之治、上古贤王，表示自个儿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比如说唐朝时的著名大喷子魏征敢拉着李二狂喷甚至故意使坏憋死李二的鸟，宋朝时的大喷子包拯、寇准一个敢喷皇帝满脸唾沫星子，一个敢扯着皇帝的衣袖上战场，明朝时期的大喷子海瑞海刚峰更是在奏疏里指着嘉靖的鼻子骂“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不仅骂的痛快，海刚峰还在嘉靖噶了以后升官。
反观大清，可曾出过一个著名的大喷子？
一个都没有！
因为大臣直谏就代表皇帝有错或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中原堂口的皇帝，只要是稍微像点样儿的都会在被喷之后说几句“朕躬德薄”之类的场面话，顺便再追忆追忆三代之治、上古贤王，表示自个儿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反观大清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都都认为自个儿是极致完美的皇帝，根本就不可能犯错。
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大清朝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演戏的功夫都很好，从当初“披麻戴孝、哭天喊地、演顺治哭崇祯、赌咒发誓要替君父报仇”从而得以入关开始，大清的历代明君圣主们就在影帝的道路上狂奔不止。
身为一个影帝，大清的皇帝们当然知道该怎么打造人设——再完美的影帝也会有黑粉，大清自个儿干过什么破事儿也没有人比大清的明君圣主们知道的更清楚，再加上由夏商到宋明都有大喷子狂喷皇帝，皇帝因此得到善于纳谏的美名，所以大清的明君圣主们也有意培养属于大清朝的大喷子。
在这个前提下，大清朝敢于直谏的“大喷子”孙嘉淦也应运而生。
要是正常情况下，这位历经了糠稀、庸挣、钱聋三朝的大喷子就算不能跟魏黑子比肩，起码也得比明朝的海刚峰更出名吧？毕竟大清的明君圣主们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拉踩明朝，大清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大喷子，这还不得往死里捧？
可惜的是，大清版的大喷子孙嘉淦根本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就像是娱乐圈的某些废物，就算资方和平台再怎么砸钱砸人脉捧都捧不起来。
乾隆十六年八月，云贵总督硕色上奏钱聋，说在安顺府看到一本小册子对朝廷放肆诽谤甚至捏造朱批，明着是为谏皇上疏，实则洋洋上万言直指乾隆，罗列其有“五不解”“十大过”，指出了乾隆上台后引发的各种问题，比如劳民伤财下江南，官员公款消费贪污腐败，赏罚不公，官员目无法纪，民间生活多么疾苦等等——敢把钱聋年间的烂遭事儿都一五一十的写出来，这属于是典型的恶意攻讦。
凭心而论，这种洋洋洒洒，直言朝廷功过的小册子如果换个时间，比如说换成李二年间或者换成宋仁宗、明仁宗、明神宗乃至于天启、崇祯年间，随便哪个时间点，皇帝就算是不下罪己诏也得把写这本小册子的官员找过来谈话，再次最次也得是装瞎，全当没看过，因为被人在小册子里狂喷，而且喷的还都是事实，装聋作哑不认错估计就是这些皇帝们脸皮的极限厚度了。
偏偏这本小册子是钱聋年间的，而且这本小册子的署名是孙嘉淦。
身为大清朝从麻子哥到庸挣再到钱聋年间，三代明君圣主砸了无数资源才硬捧出来的“著名大喷子”，如果孙嘉淦承认这份小册子就是他写的，估计钱聋老狗多半会捏着鼻子认下来，从而搏一个善于讷谏的美名。
关键是已经在庸挣年间三次上疏指责庸挣杀兄宰弟、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眼看着只要在钱聋年间再喷几次就能比肩魏黑子和海刚峰的紧要关头，大清培养了三代的大喷子孙嘉淦却怂了，怂了！
主要是孙嘉淦合计着庸挣这货再怎么着也是个有脑子的，哪怕为了名声也不可能真杀了自个儿，但是钱聋这货根本就没脑子，万一恼羞成怒之下真就把自个儿给宰了呢？那踏马多冤啊。
于是乎，孙嘉淦就上疏钱聋，说这本小册子不是俺写的，俺对英明、伟大、博爱、仁慈的钱聋皇帝无限忠诚，怎么写能会写这么大逆不道的玩意儿？
然后，钱聋就怒了，指出“这篇文章全是恶意诽谤，捏造事实”并要求大清朝廷立即处理两种人：一种是真实的作者，一种是为收藏和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尤其是为此叫好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钱聋老狗要求彻查“伪稿案”，可是这案子本身就只是一份小册子引起来的，到哪里去查？茫茫大清，谁是罪犯？况且这案子只能暗查，声张不得——要是明发圣旨、邸报或者公开彻查，那不等于向全国公开钱聋有“五不解”与“十大过”？
所以，钱聋走的是秘密逮捕路子，将密查任务交给督抚们，除行政力量外，还动用军队介入，责令步兵统领以及直隶、山东和湖南等地的要员，要放下经济任务与其他重要工作，专门给他揪人。
督抚们也不是不卖力，只是一桩糊涂案，让他们怎么查？很多要员查了很久还是查不出头绪，也腹诽暗生，多大的一桩事，查什么查？山东巡抚准泰就对钱聋说，不过是屁民发个帖，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无庸深究”，御史书成也上疏说这是小事儿，没必要让地方上的官老爷们太过于分心使力，要将发展当做第一要务，现在地方上的官老爷们天天去查人、夜夜去抓人，读书的、借书的、买书卖书的被抓了一大批，本来挺好的局面非得搞得鸡毛搞跳也实在是划不来，所以“恳将现在人犯悉行免释”。
巡抚与御史其实说得非常在理，问题是钱聋老狗哪儿听得进去？不但听不进，而且大发脾气：你们身为大清国臣子，看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辞，不但不进行调查反而乐于传诵？朕让你们办点事儿，你们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伱们做事就这样儿？
正所谓钱聋生气，有如神仙放屁，都是那么的不同凡响——钱聋老狗一怒之下就摘了准泰与书成的乌纱帽，直接给大清的官老爷们来了个杀猴给鸡看。
鸡害怕了。
随着巡抚准泰和御史书成被摘了乌纱帽，被吓成狗的大清朝各地方官府开始加大马力运转，到钱聋十八年，辗转追查两年的案子终于有点眉目了：是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给稿传抄的，卢鲁生又供出南昌守备刘时达，说这伪稿，自己读了，也借人读了。
办案的追查到此，早就人人疲劳，在提审卢鲁生之际，便不再株连，直接叫卢承认伪稿案是他首为，手段无非是红铁烙胸、竹签钉指等，来俊臣与周兴“鬼见愁”那类路数和坦白就放你走之类的劝词，软硬兼施，搞得卢鲁生受不了，承认了伪稿是自己起草并传播的。
再然后，卢鲁生被凌迟处死，亲属全部连坐杀头，刘时达及卢鲁生的长子和次子被判了斩监候，此外还有两种人也跟着倒霉：一是传抄这份文章的人，光四川一省就逮捕了280多人，大部分被杀，小部分被发配，就看各个人“孝敬”的本事了；二是认为无需严查此事的官员，这些人都被发配服苦役了，被钱聋认为没有用全力查案的官员也被革职。
孙嘉淦这个大清有意培养的大喷子也没能得以善终——尽管在大名鼎鼎的“孙嘉淦奏稿案”中没有受到太大波及，但却被吓的半死，全家整天都哭哭啼啼的，后来两年不到，孙嘉淦也“忧惧而死”。
如果再算上“明史案”、“清风不识字”之类的破案子，那么大清朝的明君圣主们跟善于谏纳、敢于让人直谏这种事儿怕是连一丁点的边儿都沾不上！
所以，即便是大清朝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再怎么喜欢自夸盛世，再怎么喜欢让臣子们夸赞盛世，大清也实在没办法跟盛世沾边儿。
即便是所谓的“封建社会的皇权巅峰”，也完全属于是包衣们自嗨——四次幼帝登基、三次权臣当朝、三次垂帘听政、五个皇帝英年早亡、湘军淮军自立军藩镇割据、叶赫家族把持朝政、丞相带头搞东南互保、各种有令不行政令不出宫，这种表现跟皇权巅峰也沾不上边儿。
如果大清跟祖鲁人打一架，恐怕大清多半还会输给祖鲁人，毕竟大清在八里桥自个儿死伤无数却只干掉了个位数的英法联军人家，而祖鲁人却能只用一万余人就在三四个小时里击毙了1300余名英军。
当然，就算真让大清跟祖鲁人打一架也无所谓，毕竟祖鲁人那么小的势力，大清就算输了，也赔得起！
(本章完)